回顾笔者的学术经历，介绍笔者的研究方向，说明文集的主要内容，有助于读者对本书有一个导入性的了解与把握。

　　笔者的学术经历主要是从读研究生开始的，之前主要从事英语专业的学习和教学工作。1997年，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政法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后，师从许庆朴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从此走上学术研究道路。2000年硕士毕业后，又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陈明显教授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博士毕业至今，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从事专业学术研究工作。

　　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后，笔者逐渐形成两个相对明确、相对固定的研究方向：一个是新中国法治建设史研究，一个是邓小平、陈云思想生平研究。

　　对于新中国法治建设史研究这一领域，较大程度上是缘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在考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受当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研究热潮的影响，笔者确定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研究》这一题目，在得到导师的认可后遂开始了新中国法治建设史的研究。在写作过程中，也逐步培养起了对新中国法治建设史的研究兴趣，掌握了基本方法，积累了相关资料，为后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后，笔者被分配在政治史研究室从事专业学术研究工作。由于政治史研究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建设史的编纂和研究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延续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基础，把新中国法治建设史确立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能够将自己的研究侧重点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促进、两不误，这当然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情。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笔者已在该领域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迄今共出版个人学术专著2部[1]，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本论文集第二部分选录了其中的9篇文章。

　　这9篇文章中有7篇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有2篇是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法治建设。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少奇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政法工作调整》这一篇。该文入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上。这篇文章的新意是选题比较好。长期以来，说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国民经济调整。事实上，当时在为克服“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困难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政法等其他战线的调整和纠偏工作也开展起来。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时期的政法工作调整研究的较少，从刘少奇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就更少。该文以翔实的史料考察了刘少奇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政法工作调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了他为政法工作调整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从而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及对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的研究。文章发表后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

　　进入邓小平、陈云思想生平研究这一领域，缘于2005年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以此为契机，国内学界掀起陈云研究的新热潮，当代中国研究所也于当年5月份举办了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的学术座谈会，要求科研人员撰文参会。在这之前，笔者对陈云其实并不是很了解，更谈不上研究。但作为所里的一名科研人员，撰文参会既是学习，也是任务，于是提交了题为《试论陈云党建思想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习作。这是笔者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后撰写的第一篇关于陈云研究的学术论文。

　　为使陈云研究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曾任陈云秘书、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朱佳木研究员，主持创立了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年会制度，并从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逐年召开，至今已举办了13届。笔者参加了几近历届陈云年会并提交了学术论文。在参加陈云年会及日常陈云研究的过程中，加深了对陈云的了解和认识，培养起了对陈云研究的兴趣，有些研究成果还引起了学界同行的关注。

　　随着陈云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发现如果囿于陈云本身，不走出陈云，许多问题说不清楚，也无法拓展和深入，持续研究下去对笔者来说可能会遇到一些制约和瓶颈。于是笔者决定眼睛向外，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比较熟悉、之前又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邓小平，并尝试将陈云和邓小平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此后，邓小平、陈云思想生平研究成为笔者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经过持续努力，笔者已在该领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迄今共出版个人学术专著2部[2]，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这些论文中，既有研究邓小平的，也有研究陈云的，还有把邓小平和陈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本论文集第三部分选录了其中的10篇文章。

　　这10篇文章中研究邓小平的有4篇，研究陈云的有4篇，把邓小平和陈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有2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一文，发表在《安徽史学》2018年第3期上。这篇文章的选题有点敏感，但笔者根据翔实的资料和扎实的研究，就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认识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希望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得快一些，但又认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他们起初都是从积极的方面看待和支持“大跃进”的，后来看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一些“左”的错误，思想认识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同之处在于“大跃进”运动之初，邓小平表现比较积极，而陈云则相对冷静；对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邓小平是没有反对，而陈云是没有说话；邓小平后来多次谈到“大跃进”并进行反思，而陈云则很少谈及“大跃进”。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存在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他们在“大跃进”运动中承担的领导责任不同；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路不同；工作经历和在党中央的领导分工不同。文章发表以后，听到的反响是好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对该文作了论点摘编。

　　此外，本论文集第一部分选录的是笔者以上两个研究方向之外的一些综合研究论文，共12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试析中共八大能够制定正确路线的主要原因》这一篇，也就是本书的开篇，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上。这篇文章的新意是选题角度比较好。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共八大路线的正确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对这条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但很少有人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当时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又缺乏足够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什么能达到那样的高度？换句话说，中共八大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够制定出那样一条正确的路线？文章认为：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为中共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为中共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领导集体的谦虚谨慎为中共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重要保证；党内和谐的民主气氛为中共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创设了宽松的政治环境。文章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6期予以转摘。

　　以上是对笔者学术经历、研究方向及本论文集主要内容的简要介绍，希望能对读者了解本书有所帮助。

　　注 释：

　　[1]《新时期法制建设进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和《中国法治建设40年（1978-2018）》（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和《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