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的镇志，除今存绍定《澉水志》外，可考者还有《乌青记》、《乌青拾遗》和《青龙志》，《青龙杂志》为游览笔记，并非镇志。以绍定《澉水志》为中心，可总结出宋代镇志编纂的三个特点：官民合作；模仿州郡县方志体例；掺杂了较多作者的主观意图。宋代镇志的出现，除了江南地区市镇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社会安定、文化素质高的地方士人较多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外，还可以从皇权下县、市镇认同及市镇大姓家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宋代的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宋代；镇志；绍定《澉水志》；皇权下县；地方认同；市镇大姓家族；

    作者简介：王旭，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宋代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方志学家张国淦指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隋唐以前，则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宋代方志所形成之种类、体例、内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明清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今人对于宋代方志的研究多为地理总志和州郡县志，而对县下的镇志则缺乏关注。这固然是因为这一时期编纂的镇志较少，但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一类型方志出现的意义及背景认识不足。

　　一、宋代的镇志及其编纂特点

　　宋代虽已出现镇志，但其编纂尚未形成普遍风气，后世散佚又十分严重，完整保存下来的仅绍定《澉水志》一部，而对于《乌青记》《青龙杂志》《乌青拾遗》及《续青龙志》四志性质的判定亦存在偏差。

　　（一）宋代镇志考辩

　　绍定《澉水志》为海盐县澉浦镇的镇志，作者常棠，字召仲，号竹窗。澉水代指澉浦，《水经》云澉水者，秦望山谷水流出为澉浦。宋代类似这种以山水为名的方志不在少数，如宝庆《句曲志》为句容县县志，因境内有句曲山（茅山）而得名。淳熙《姑孰志》为太平州州志，因境内有姑孰溪而得名。常氏为四川邛州鹤山大族，迁居到海盐县的始祖为常同（1090—1149），嘉靖《续澉水志》云：“同以御史中丞南渡扈跸，来侨寓邑之天宁寺，子孙遂家海盐。”常棠为常同曾孙，是一位没有进士身份的地方士人，“（棠）值宋季，闭关不仕，苦心笃学，善属文。绕庭植竹数十竿以厉操，自号曰‘竹窗’”。

　　《乌青记》为乌墩和青墩的镇志，两镇分属湖州的乌程县和秀州的崇德县，隔车溪而立，是今见最早的跨界镇之一。宋代以“记”为志名的方志不在少数，如保存至今的《吴郡图经续记》，又有今已佚散的至道《江左记》、景德《吴兴统记》等。《乌青记》4卷，修纂于南宋末年，作者沈平，字东臯。该志到了明嘉靖初年仍见传本，时人陈观所撰《乌青志·序》云：“郡邑有志也，乌青镇（特）[犄]嘉、湖接壤境耳，何亦有志？盖宋末镇人沈东臯所作也。余自髫年闻此志，而未获观，既而历游仕途，晚年归田，访诸故老，始得观焉，乃知志之所载皆两镇事迹之沿革，民风土俗之繁华，缙绅冠盖之显要，用识一时之盛也，（于戏）[嘘唏]东臯之用心亦勤矣哉。”9由这篇序文可知，镇志至少包括建置沿革、风俗和人物三部分，而这些正是方志的必备内容。沈平另还辑录有《乌青拾遗》一书，很有可能是补充《乌青记》的镇志，相似的志书，如乐安县《鳌溪志拾遗》、崇仁县《宝唐拾遗》等。

　　《青龙杂志》的作者为梅尧臣（1002—1060），相传他因其叔梅询在苏州任官，往来于青龙镇间，故著该志。梅询有两次在苏州任职的经历，第一次是景德元年至三年（1004—1006），第二次是大中祥符九年（1016）至天禧元年（1017）。两次任职之时，梅尧臣的年龄都不大，故“往来于青龙镇间”而著《青龙杂志》之说不可信。对于该志的性质，学界尚存在较大的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宋代最早的一部镇志，理由有二：一是正德七年（1512）的《松江府志》卷首中提及纂修镇志时曾“参据旧志并引用诸书”五十七种，其中第十一种为《青龙杂志》；二是弘治《上海志》卷二“镇市”条载：“梅圣俞以叔询知苏州，尝往来其间，有《江上观潮》诸诗及载坊三十六、桥二十二。”这里的“载”通常被理解为《青龙杂志》所记，而坊和桥乃是方志的必备内容，由此推断《青龙杂志》为镇志。

　　然而这两点理由都较为牵强，不足以证明《青龙杂志》为镇志。首先看第一条证据，《松江府志》参据之五十七种书目的排列次序有规律可循，先列方志，如《嘉禾志》《松江郡志》《云间通志》等，后列文集、诗集、族谱、水利等文献，如《黄氏日钞》《杜氏世谱》《浙西水利书》等。《青龙杂志》位于《姑苏志》与《岁时乐事》之间，《姑苏志》虽为方志，但《岁时乐事》却为农书，故并不能通过参据书目的名单来判定《青龙杂志》的性质。而且府志作者将《青龙杂志》置于方志和农书之间，似乎对其性质也不太确定。再看第二条证据，把“载”理解为《青龙杂志》所记本就是臆断之说，不足信。而对所载之“三十六坊”，正德《松江府志》卷九《坊巷》中却有另外一种说法，谓：“以上三十六坊在青龙镇。宋淳祐十一年监镇官林鉴立，今废。”如果此说不误的话，那么青龙镇三十六坊的空间格局应该形成于南宋末年，当不会出现在梅尧臣时代。我们认为，“坊三十六、桥二十二”这些内容，应是后世修志者为了展现青龙镇悠久繁荣的历史，而“附会”于梅尧臣。在更为晚出的方志中，梅尧臣对于青龙镇的“记载”似乎越来越丰富，如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载：“梅圣俞尝赋江上观潮诗及载古刹之坊三十六，亭台二十二，祠宇布列街衢，古称雄镇。”在这部方志中，梅氏所载之桥梁变为亭台，且增加了祠庙、街道等内容，均是为了证明“古称雄镇”。由此推测，梅尧臣对于青龙镇的“记载”是后人不断层垒叠加的结果，不能根据这些内容判定《青龙杂记》为镇志。此外，宋代的镇志作为私修之地方史，大多是由地方士人撰写，梅尧臣并非青龙镇人，也没有在此为官求学的经历，缺乏为该镇编纂镇志的动机和条件。

　　由于史料缺乏，对于《青龙杂志》的性质只能通过一些间接材料进行判断，宋人胡珵《苍梧杂志》、江休复《嘉祐杂志》等书因名称相似或可作为参考，宋代书目文献均将这些“杂志”著录为小说类。《嘉祐杂志》流传至今，所记内容确多闲闻轶事，其中一条就涉及到梅尧臣，载：“梅圣俞云叔父为陕西漕知，客卒。浴殓毕，他婢欲窃其衣，其尸热如火，惊告家人，遂传于外，或云不祥，此当有重丧，俄而婶氏卒。”由此推之，《青龙杂记》应属笔记小说性质。至于杂志编纂的时间，应在庆历四年至五年间（1044—1045），此时梅尧臣内侄谢景温在华亭县任知县，两人多年未见，故相约在青龙镇会面，梅氏写下《青龙海上观潮》《回自青龙呈谢师直》等诗文，故《青龙杂记》还可进一步确定为游览笔记。

　　《青龙志》的作者相传为镇监官林鉴。崇祯《松江府志》卷四二“文学”条记述青龙镇直学杜可久的事迹，其中引《青龙志》云：“今子孙散居华亭、海上，代有闻人。”青龙镇杜氏是北宋末年随宋室南迁定居于此的望族，始祖为大理寺卿杜缁（1100—1173），故所引之《青龙志》应为南宋时编纂，是青龙镇的第一部方志，而非《青龙杂志》的简称。需要说明的是，清代方志中又出现一部《续青龙志》，如嘉庆《松江府志》卷九《山川志》引《续青龙志》云：“（白鹤）江上旧有四德堂、赈济亭、普贤观，今废。”“青龙镇，一名龙江，又改通惠。”似乎在《青龙志》之后又有一部续志。实则不然，由于清人错误的将《青龙杂志》判定为青龙镇的第一部镇志，如吴元炳撰光绪《青浦县志·序》就说：“梅圣俞、林鉴皆尝撰《青龙镇志》，今不传。”而晚出了《青龙志》自然被视作续修之作，故名《续青龙志》。

　　（二）宋代镇志编纂的特点：以绍定《澉水志》为中心

　　镇志虽能考证出数部，但硕果仅存的只有绍定《澉水志》，故仅以该志为中心探析镇志编纂的特点。

　　第一，从编修者来看，体现出官民合作的特点。绍定《澉水志》今存两篇序文，一篇由作者常棠撰写，一篇由镇官罗仪甫所作。常棠《澉水志·序》开篇即云：“绍定三年，镇尹罗仪甫属余撰《澉水志》。”可见镇志的编纂得到了官方授权。而罗仪甫（叔韶）的序文中也明确记载常棠在编纂镇志之前曾寻求他的支持，谓：“竹窗常棠，字召仲，寓居是镇。一日告余曰：‘郡有《嘉禾志》，邑有《武原志》，其载澉水之事则甚略焉。使不讨论闻见，缀缉成编，则何以示一镇之指掌？’于是正订稽考，集作一经，名曰《澉水志》。”可见镇志的编修虽是个人行为，但仍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对于编纂者来说，官方“授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使私修的行为披上了官修的外衣，镇志的合法性得以提升；另一方面，还能得到政府或官员在资金上的支持。绍定《澉水志》虽然在绍定三年（1230）已经完成初稿，但由于最初的支持者“（罗）仪甫满去，竟勿暇问”，且常棠亦无财力刊刻，导致刊行计划搁置27年，后还是由于后任镇官孙君“爰割己俸”、水军袁统制“锐捐梓料”才得以刊行，说明政府的资金支持是镇志能否刊行的关键。

　　第二，从镇志体例来看，有模仿州郡县方志体例的特点。绍定《澉水志》的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叙述简核，纲目设备。八卷之书，为页止四十有四。”所谓“叙述简核”是指镇志的体量不大、内容较少，全书不足1.5万字。所谓“纲目设备”是指全书分为8卷15门，纲目比较齐全，卷一为地理门，含沿革、风俗、形势、户口、税赋、镇名、镇境、四至八到、水陆路；卷二为山门，含山、湾、塔等；卷三为水门，含塘、湖、浦、堰、闸等；卷四为廨舍门、坊巷门、坊场门、军寨门、亭堂门、桥梁门；卷五为学校门、寺庙门、古迹门；卷六为物产门，包括稻、谷、花、果、禽、海味等；卷七为碑记门；卷八为诗咏门。这种首叙地理沿革，而以诗咏结束的编排方式在今存州郡县方志中较为普遍，如《重修琴川志》、嘉泰《会稽志》等。

　　绍定《澉水志》的体例属于典型的纲目体，即在大类下设小目，以纲统目，类体清晰。在今存的州郡县方志中，采取这种体例的不在少数，如咸淳《毗陵志》，分十九类五十二目，以其“地理类”为例，包括郡县表、县境、陆程、水程、分野、坊市、桥梁等目。再如嘉定《赤城志》，分为十五类六十五目，以其“版籍门”为例，包括学田、寺观田、户口等目。绍定《澉水志》诸目之内容，也有模仿州郡县方志的痕迹，如《云间志》，志分三卷，每卷下细分若干目，与绍定《澉水志》重合者有封域、道里、城社、坊巷、学校、版籍（户口）、物产、廨舍、场务、赋税、桥梁、亭馆、古迹、寺观、祠庙、山、水、堰闸、诗、记、序等，重合率达到八成。由于镇志的编纂无现成体例可供参考，且镇官所关心的地方事务与州郡县官员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地方士人在编纂时会参考、模仿已有成熟体例的州郡县方志。

　　第三，从镇志内容看，掺杂了较多作者的主观意图。宋代的州郡县方志，大多是在地方长官主导下，由其僚属和地方士人参与编纂，为官修性质，如俞巨源《绍熙中创编江阴志序》载：“郡各有志，而澄江独未之作也。吴兴施公太博知军事，慨然以为缺典，首命郡博士郑君、邑大夫徐君相与蒐猎，以编为书，庶几来者有考。”可见主导江阴志编修的是地方军政长官施迈，而实际的参与者有郡博士郑君、邑大夫徐君等。由于方志是出自众人之手，且最后要由文化水平较高的州县高级官员审校，故对于资料的辨析和选取比较精细和全面，史实的叙述也相对公正。而镇志则大不相同，它虽有官民合作的特点，但政府官员并不直接参与到具体的编纂过程中，大多只是挂名而已，实际的编纂者则只有一人，为私修性质。以绍定《澉水志》为例，它虽是得到镇官罗仪甫的授权而作，但当他调任他处，“竟勿暇问”，说明罗氏并没有过多干涉常棠的编纂工作。罗仪甫离任后，“逾七八政”不得刊行，说明继任者似乎对这部镇志缺乏兴趣，常棠始终是在独力承担此项工作，这也给了他更多的自主空间。

　　花费两年半的时间编纂一部不足一万五千字的镇志，对于一位“闭关不仕，苦心笃学”的地方士人来说，似乎显得过长，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常棠才能游刃有余地贯彻自己的编纂意图。绍定《澉水志》诸卷之中，卷七《碑记门》的字数最多，约占总字数的一半，是镇志的主体部分。我们注意到，在收录的11碑记中，竟然有5块与常姓族人有关。

　　绍定《澉水志》收录的碑记

　　常褚相传为常同之子，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官至朝散郎宗正丞江淮创置制大使司参谋官，他很可能是常同之后常氏族人中官位最高者，故以其碑记为首。常令孙为常褚孙辈，官至国学免解进士，常棣的代系不详，官至承议郎充两浙路转运司主管。这些人都是常氏家族中政治地位较高者。常棠大量收入他们的作品，显然是想展现常氏家族的风采，借以抬升家族在澉浦镇的地位。又在卷八《诗咏门》中，收录常姓族人的诗句也最多。

　　绍定《澉水志》收录的诗句　　

　　由上表可知，《诗咏门》仅收录两类人的诗句，前五首是由官员所作，后六首是由常氏家族成员所作。单从数量上看，常氏家族成员的诗文水平似乎还要比官员略胜一筹。这一时期描写澉浦镇的诗句当然不会只有十一首，常棠精心挑选包括自己在内的三名常氏子孙的诗句，不仅是为了宣扬常氏家族的诗文造诣，还试图以这样一种隐匿的方式巧妙地构建常氏“精英家族”的形象。通过这种文本的构建，常氏家族似乎成为了澉浦镇唯一能与地方官员“平起平坐”家族。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碑记门和诗咏门中，常棠出现的次数也相当多，作为一个没有进士资格的地方士人，其政治地位与常褚、常棣、常令孙、常颛孙等人不能等同，但他却大量收录自己的碑记和诗文，自我抬升的意图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