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一直强调用辩证法武装领导干部头脑，增强领导干部的辩证思维能力，使他们更好地肩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重任。毛泽东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对增强领导干部辩证思维能力有着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特色鲜明的丰富论述。凝练其基本观点，厘清其内在逻辑，对于在新时代提升领导干部运用辩证思维处理风险挑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 键 词：毛泽东/领导干部/辩证思维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6CKS005)。

　　作者简介：代红凯，男，博士，《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编辑。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唯物辩证法教育，提升他们辩证思维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极大的思想优势和政治优势。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来担当起时代使命。这就要求肩负主要工作的领导干部提高多种思维能力，尤其是要增强辩证思维，“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①。

　　解决如何增强领导干部辩证思维能力这一重大实践和理论课题要求我们自觉地将研究视野转向党的光辉历史之中并寻求有益启示，其中，毛泽东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邃的理论智慧无疑是那座最富吸引力、最值得去深入探掘的宝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对增强领导干部辩证思维能力有着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特色鲜明的丰富论述。他“灵活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我们党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树立了光辉典范”②。因此，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增强领导干部的辩证思维能力的思想，对于在新时代提升领导干部运用辩证思维处理风险挑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自觉自信，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领导干部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一贯强调，处理问题，只有多谋善断、高屋建瓴，抓住事物的根本和规律，在思想上有理论自觉才能在实践中水银泻地、势如破竹。他认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是反映客观世界运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掌握辩证法是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人们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领导干部要领导人民群众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必须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一)毛泽东一贯重视教育领导干部学习辩证法，增强其辩证思维能力

　　领导干部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是党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学习辩证法的重要性。他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③这种实际而非空洞地学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意味着领导干部要学习辩证法以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熟练地运用对立统一的根本法则分析、研究、解决革命实践中的难题：“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④毛泽东在革命时期以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深鲜活的理解和运用，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写下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学会运用唯物论辩证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复杂性、尖锐性和曲折性，最终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如何在中国这样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探索出一条合适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这是摆在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解决的崭新的、重大的时代课题。毛泽东认为，解决这一重大课题，使承担主要工作的领导干部更好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要的工作还是要加强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使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掌握辩证唯物论，这是不断开拓社会主义建设局面、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所谓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⑤，“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⑥。

　　毛泽东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多次强调领导干部掌握学习辩证法，做好辩证法宣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复信李达，称赞他用通俗的言语对《实践论》进行解说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有很大作用，并强调：“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⑦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做最后结论时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工作的开展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⑧即是说，领导干部要能够胜任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时代任务，必须要掌握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他坚信，只要精通辩证法，按照辩证法办事，就一定能够做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⑨，这凸显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坚定的理论自信以及对领导干部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的殷切要求。

　　(二)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是认识客观世界运行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强调，领导干部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不是一时兴起的凭空设想，而是有着深刻的实践根据和哲学遵循，它是对客观物质世界发展运行规律的反映。毛泽东认为，所谓辩证法的本质即是对立统一的法则，他在《矛盾论》中开篇即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⑩而领导干部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就是要学深悟透对立统一的法则，这是物质世界矛盾普遍性和斗争性规律的必然要求。

　　辩证法则具有普遍性，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之中。“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11)。因此，人们要洞悉物质世界本质，把握物质世界的根本面目，必须通过实践来实现思维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统一，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一致，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12)。就此而言，那种认为毛泽东所强调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脱离了现实世界和实践经验，是一种“‘超经验的运用’，将主观的辩证认知当成客观事物的‘必然规律’，制造了灾难无穷的‘先验幻相’”(13)的观点则明显是立不住的。

　　主观世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与掌握，正是对客观世界对立统一存在的认知与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学习辩证法，树立辩证思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性问题，根本上而言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运行发展内在客观规律的一种必然要求，也只有掌握了辩证法，增强了辩证思维，也才能透过社会主义表现出的繁多现象而科学深刻地理解把握它的本质问题。

　　(三)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是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他具有极强的实践理性精神，“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14)。他强调，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是增加一门可以炫耀的理论本领，而是从根本上树立一种能够指导革命实践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步的科学的方法理念和思维模式。

　　那么，辩证思维能力的增强如何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呢?这是因为掌握了辩证法的认识主体实现了理论自觉，因而能够比较正确地分析解决客观世界内在的矛盾。毛泽东认为，矛盾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力。相较于矛盾存在的普遍性，更为重要的是，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5)。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16)。毛泽东强调，即使是在阶级矛盾消灭了的共产主义社会，矛盾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仍将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等等矛盾，人类社会也就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他在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束语”后，对教科书从总的方面作了一些评价，指出尽管本书讲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其存在的最主要的缺点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中断了辩证法，“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17)，而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

　　因此，要推动客观世界的发展，就要抓住客观世界的矛盾内核，并且使主观认识反作用于客观实践，在认识客观世界矛盾的基础上正确地处理其内在的矛盾，这就需要认识主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善于捉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动事物由量变至质变的转化：“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18)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掌握辩证法，还要更进一步，将辩证精神和辩证思维贯穿于制定、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政策之中，要善于运用辩证法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领导干部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的多种实现路径

　　毛泽东对领导干部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的要求不是空洞的说辞，而具有真切的意义，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理论规定和口头要求上，而是有切切实实的实践路径。这些经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理论精髓的领导干部，为党的事业的不断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强的组织基础。邓小平就多次指出：“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夯实唯物辩证法理论基础

　　毛泽东一贯重视在思想上建党，重视党的学习工作，尤其强调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一再强调：“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20)这种学习包括多个方面，历史知识的获取，民族文化的知晓，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特别是作为方法论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以增强运用辩证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以更好地肩负领导革命胜利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21)。而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学习任务的完成，主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是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一个优良传统。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阅读经典著作，本身就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增加思想深度和训练思维方式的过程，就是培养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过程，就是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毛泽东愈发感觉到领导干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多次强调：“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22)“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23)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报告和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目录(草案)，批示：“陆定一同志：(一)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二)三十本书(24)，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成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本书仍要分成几册)一事请你督促迅速办一下。希望今年办成。可以吗?你想一下告我为盼。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25)毛泽东不仅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以身示范，活学活用对立统一辩证法则，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他个人思考的问题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领导干部学习辩证法、运用辩证法去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树立了光辉典范。

　　(二)历经社会主义建设丰富实践巩固辩证认知

　　辩证思维作为客观世界运行规律在意识领域的反应，其树立固然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的学习与体会，在认识上提升理论自觉，但其价值魅力的根本展现，内在要素的融会贯通、整体结构的完善进步最终还是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得以检验和实现，“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26)没有应用于指导改造客观世界、仅停留在纯理论形态的辩证思维是空洞无意义的，也不符合共产党人的理论品格。

　　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不仅要深刻地理解辩证法，还要能够熟练地运用辩证法，达到一种对辩证思维的活学活用状态。这要求领导干部投身于波澜起伏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此不断在增强自我辩证思维能力的过程中提升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27)。即是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领导干部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的根本途径，因此，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28)，应将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结合起来，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地逐步增强辩证思维能力，“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29)。

　　(三)自觉分析事物的对立面强化辩证思维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这是对立的斗争”(30)。在制定方针政策、解决实践难题的过程中主动寻找对立面乃至树立对立面，由好处预想到坏处，由被动处预想到主动处，这是毛泽东工作方法的一大特色，这既体现了他对对立统一辩证法则的自觉运用，同时也是他教育领导干部增强辩证思维的一种鲜活生动的方法。

　　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不能孤立的存在，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这两方面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并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向对方转化的可能性。因此，毛泽东强调，分析问题应该坚持两点论，避免一点论；要提出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如“双百”方针的制定，毛泽东就强调，“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因此，要用多种方式“‘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31)。这种自觉树立对立面来“种牛痘”的过程就是培养领导干部辩证思维能力的过程。

　　注重从反面、对立面来思考问题是毛泽东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色。他认为，领导干部应该学会主动发现矛盾、揭露矛盾、直面矛盾、解决矛盾的领导艺术，主要是要学会发现对立面，甚至是扩大对立面来强化自我辩证思维能力。1966年4月，毛泽东审阅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有利无弊”的建设报告，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32)他对《水浒传》的评价，也是“《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33)。在思考社会主义建设可供借鉴的苏联经验、苏联的一些规章制度时，毛泽东亦是强调要多从反面想一想，不能盲目搬来套用，以使其更适合中国建设的实际。毛泽东在工作中对反对面的自觉强调与运用，是运用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的典范，对领导干部树立、强化辩证思维起到了极强的引领教育作用。

　　(四)批判形而上学等错误思想提升辩证意识

　　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就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毛泽东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34)这两种哲学方法论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完全意义上的辩证唯物论者，其辩证法理念需要经历与形而上学等错误思想严肃持久的斗争才能确立。因此，提升领导干部的辩证思维能力，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批判孤立、静止、片面地分析研究问题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毛泽东批判形而上学错误思想不是停留在纯粹理论层面的批判，而是将之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对对立统一辩证法则的贯彻运用来比较分析形而上学工作方法的不科学，进而反证辩证法的精彩与科学，这对领导干部起到了很好的教育示范作用。毛泽东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做工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要实事求是全面了解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正面和反面、赞扬和批评、光明面和阴暗面等等，不能固步自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否则将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灾难，“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35)。

　　这种结合具体工作批判形而上学错误思想的实践还体现在诸多方面，如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关于如何对待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毛泽东教导领导干部“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即是“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36)。此外，对于承担一些特殊工作如做新闻报道的领导干部，毛泽东亦是教育他们看问题也要力戒形而上学，要坚持辩证的观点保持头脑冷静，学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提升自我的辩证思维能力，他指出：新闻工作者“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37)。这足见毛泽东对克服领导干部形而上学思想的重视，对增强他们的辩证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教导意义，对当下领导干部增强辩证思维提升工作方法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也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三、领导干部增强辩证思维能力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价值呈现

　　毛泽东强调，领导干部掌握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之后，对于迅速打开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未知领域的局面，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领导全国人民又快又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辩证法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基础，领导干部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其在实践中呈现出的表层价值是在具体的工作中能够坚持两点论，能够全面、辩证地开展工作，如坚持政治与业务相统一，实现又红又专，科学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激励与理想引导的辩证关系等等；但其呈现出的更深层次的价值还在于为领导干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指导；在于使领导干部自信而不自满，增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性和整体性的理论自觉；在于激发领导干部的斗争精神，充分发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观能动性，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接力奋斗。

　　(一)走自己的路，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落后、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是党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刚开始，只能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苏联参观时，就特别留意考察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在结束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发表告别演说，特别动情地说：“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38)他后来说：“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39)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成就给了毛泽东鼓励和启示，但熟稔辩证法的他对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一开始就超出了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他并不是在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后才开始有所觉悟的。

　　1956年4月4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开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会上，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0)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泽东再次强调：“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种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41)毛泽东以苏为鉴，多次告诫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要学会运用辩证法，要增强辩证思维，要打破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片面盲目思想，鼓励他们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独立思考，创造新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难得的探索是毛泽东运用辩证法指导中国实践的必然结果，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准备，也为新时代坚定道路自信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是毛泽东教育领导干部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的重要价值体现。

　　(二)自信而不自满，增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和长久性相统一的理论自觉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崭新的事业，由于主观理论认识的准备不足，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在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业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困难，遭受挫折，甚至是经历严重的失败，但这都是暂时的，丝毫不影响它内在的强大生命力和光明辉煌的前途命运，它的前途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这也符合辩证法对它的内在规定。毛泽东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波动、困难、挫折是有着充足的思想准备的，他多次就社会主义事业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辩证历程向领导干部进行语重心长的教育引导，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挫折、困难是难免的：“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42)而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挫折，只是社会主义事业中支流，其远大前途和胜利前景才是主流，“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得不好，因为我们预先没有估计到，或者出了事情我们处理得不好，那种挫折、分裂、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43)。为此，必须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心，“这也是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就是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方法问题。而我们的事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44)。毛泽东一直坚信，社会主义事业作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事物，其由弱至强、由小及大具有客观必然性，道路曲折、前景光明，这是科学辩证法的理论规定。领导干部树立辩证思维就是要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辉煌前景的根本信心。

　　毛泽东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自信但不能自满，这也是辩证法的要求。按照辩证法的规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由多个阶段构成的，是阶段性与长久性的统一，是量变和质变不断演进的统一。因此，对待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成就，不能过分骄傲自满，而应该保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不断把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进行到底，积量变为质变，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运用辩证法思考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时，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思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他强调：“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45)毛泽东在对事物量变质变相统一相转化的辩证理解基础上衍生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展现了辩证法应用于历史发展观中的强大力量，这对承担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干部们提出了永不懈怠、永久奋斗的要求，增强了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同时这一思想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创造，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为我们党在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新时代理论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思想渊源。

　　(三)激发斗争精神，充分发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观能动性

　　“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46)。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这就要求人们学习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提升认识矛盾、分析矛盾的理论自觉，掌握矛盾运行的法则，以更好地处理矛盾，解决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能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47)，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认识矛盾还是创造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来解决矛盾，都涉及一个关键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而言，内部一穷二白，外部封锁敌视，可谓困难重重，但毛泽东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好事，逼着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其实这一肚子气早已有了，一百多年来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中国处在一穷二白，穷者钢不多，白者科学文化落后，这要记住。反华有好处，一可以暴露敌人，二可以使我们怄气，愤怒不要表现出来，要变成力量。三年小变，五年大变，十年更大变”(48)。他坚信中国人有能力、有主动性来解决积贫积弱现实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追求之间的矛盾，“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49)。毛泽东所强调的振奋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从黑暗中看到光明，从悲观中看到希望，于弱小处看到强大，对于当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尤其是处理中美关系依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毛泽东所强调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矛盾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最突出的外在表现就是中国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伟大进取精神和斗争精神，“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50)。一定意义上而言，辩证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斗争精神的理论基础，以崇高的精神激励人们为崇高的事业而坚韧奋斗，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精神力量，是意识能动性的集中体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所强调的斗争精神并不如一些妖魔化毛泽东的人所言，这种斗争是不分对象、不分时间无休无止的一种斗争，实际上它遵循着辩证的科学规则，内含着一种“度的艺术”，“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没有工作可做了。什么事情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51)。这是一种高超的、科学的、具有美感的实践艺术。

　　掌握辩证法，增强辩证思维对于在新时代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高扬斗争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依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如果对矛盾熟视无睹，甚至回避、掩饰矛盾，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坐看矛盾恶性转化，那就会积重难返，最后势必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52)，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指出：全党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53)。只有在波谲云诡、复杂敏感的国际国内形式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高扬斗争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才能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新胜利，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灵活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指出：“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54)习近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他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辩证思维”，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55)。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防止极端化、片面化。既要在光明前景中看到风险和考验，又要在困难和矛盾中看到机遇和希望，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不断提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注 释：

　　①《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

　　②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④《毛泽东专题著作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

　　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225页。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13)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页。

　　(14)《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341页。

　　(24)指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中所列的30本书，其中，马克思著作8本，恩格斯著作3本，列宁著作11本，斯大林著作5本，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具体书目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317页。

　　(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页。

　　(2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页。

　　(2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

　　(2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3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

　　(3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3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2、582页。

　　(3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3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3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

　　(3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页。

　　(3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39)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5页。

　　(4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4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

　　(4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0页。

　　(4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页。

　　(4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页。

　　(4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264页。

　　(46)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4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4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

　　(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5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279页。

　　(5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9页。

　　(52)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5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5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55)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