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关于华北“治安战”的研究，重点关注双方战略战术、日军“治安战”中的宣抚工作、中共游击战要领以及双方通信情报和人员情报等，本文则主要考察日军在中国华北针对中共的情报活动。

　　从组建华北方面军到遭遇百团大战（1937年8月至1940年8月）

　　（一）华北方面军的情报活动

　　1．情报组织。为掌握中共的真实情况，日军先后成立了各种情报机关和调查机关，主要有华北灭共委员会、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种情报班、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第二课、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部、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和华北交通会社特别调查班等。

　　2．实施《情报工作规定》与《情报收集计划》。华北方面军及各部队通常根据《情报工作规定》和《情报收集计划》开展工作。应该说，这是把上级部队和宪兵队提供的情报作为利用的前提了。

　　3．情报收集手段。华北方面军1943年7月总结的《情报工作参考》将情报工作分为普通情报和战场情报两大类。

　　4．完成的报告。华北方面军收集的情报主要形成两类文件：一是方面军第二课定期出版的情报文件；二是临时报告。

　　5．情报主任会议。1939年12月1日、2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中国派遣军、各部队、宪兵队等相关人员召开情报主任会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参谋长列席。

　　这次会议使大家认识到只有中共才是“华北治安之癌”，明确了华北方面军“治安肃正”的对象，而且对中共必须进行综合的、有组织的情报收集和实质性研究工作。

　　综上，华北方面军的情报组织以司令部第二课为最高机关，并按照《情报工作规定》和《情报收集计划》，利用各种手段收集情报，对情报进行整理、归纳后定期或临时报告和发布，而且还通过召开情报主任会议形成共识。从总体上看，华北方面军的情报工作还是较为合适的，并没有发现其在情报工作上的特别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针对已经被认为是“华北治安之癌”的中共的情报收集，则是以宪兵队为主，一般部队的相关工作并不是很彻底。

　　（二）陆军中央部、华北方面军的对共评价

　　1．陆军中央部及中国派遣军的评价。如前所述，虽然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就已认识到中共的威胁，但大本营陆军部在1938年10月的《对华作战参考资料》中，认为中共始终依附苏联，只是在扰乱日军后方，并没有将中共视作重大威胁。中国派遣军虽然对中共壮大力量有所认识，但也只是判断中共在和国民党争夺地盘，对中共的总体评价过低。

　　2．华北方面军的评价。华北方面军在1937年10月的《军队实施治安维持指导之参考》。这是当时负责“治安”维持的第三课完成的文件，其目标始终是国民党，并没有发现涉及中共的内容。第二课也将国民党军队当作维持“治安”的重点。

　　从百团大战到组建华北特别警备队（1940年8月至1943年9月）

　　（一）百团大战的教训与参考

　　日军对百团大战在情报及情报工作上的教训和参考作了总结：

　　情报方面的教训：一是事前未能察觉此次大规模奇袭。二是要重视通过保甲制度从中方机构和民众处获取情报，应尽快在重要地区确立保甲制度。三是必须将谍报网扩大到中共地带，并派遣间谍打入中共内部。四是不能只依靠间谍的报告，应努力通过抓捕俘虏、询问中共地区内的居民来收集情报。

　　情报方面的参考：一是中共彻底的防奸工作。二是不能轻视事前动向，如共匪向地区外频繁转移、共军将和中央军交战的情报、物资的频繁集结、各地秘密会议的召开等。

　　情报工作方面的教训：一是要争取民心；二是要谋求让普通民众易于报告情报的手段；三没有发挥中方机构和密探的作用；四是中共侦谍网的破坏；五是不能被中共声东击西的反宣传所欺骗；六是要注意其他便衣人员和妇女，利用俘虏和归顺者也特别重要；七是一线谍报经费的增加。

　　情报工作方面的参考：一是中共广泛而彻底的群众工作。二是中共对所属部队做好保密工作，使我方掌握其真相极为困难。三是中共保密工作极为用心和努力，使我侦察工作非常困难。

　　（二）华北方面军情报工作的改革与加强

　　1．司令部第二课的人员增加与职能强化。和一年前相比，百团大战后的第二课增加到17人，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共产党情报的参谋。

　　2．情报收集计划的制定。1941年3月华北方面军制定的《情报收集计划》，特别要求注意收集有关“治安肃正”和中共军队的情报。

　　3．中共密码的破译。百团大战后，第二课马上增加了收报机，同时增加特种情报班人员，集中力量破译中共密码。

　　4．对共调查的进步。随着对共情报工作的灵活化，对共调查也取得显著进展。华北方面军于1941年12月成立“对共调查班”，加强对共调查，将黄城事务所的职能扩大，使其成为部队组织内的机构，总部设在北京东六条的一所宅邸中，在济南、太原、石门成立分部，并配置于当地日军部队。“六条公馆”的名称就是对共调查的代名词。

　　（三）华北方面军的对共评价

　　1941年到1942年情报工作取得的成果，对改善华北“治安”发挥了很大作用。华北方面军认为，因1940年5月之后的扩军工作，中共军队由质向量转变。由于兵员素质低下，军民离心、士兵丧失作战决心、补给困难等倾向在不断增加。

　　1942年9月，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共的活动减少，而且解放区的维持也非常困难。

　　关于国共双方的关系，华北方面军认为，因抗战必要性而继续的国共合作，意味着中共相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有了提升，但即使中共作出妥协，双方冲突也将会更加严重。

　　从组建华北特别警备队到战争结束（1943年9月至1945年8月）

　　因形势继续恶化，为对付中共及其军队，日军于1943年9月20日成立“华北特别警备队”。

　　（一）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组成与情报工作的变化

　　1．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情报组织。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基本任务，是“在华北实施侦破敌之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的秘密战”，司令部设在北京，最早由五个警备大队（后增加到十个）、教育队、六个特别侦谍队（后增加到九个）、临时特别情报队（1944年4月临时组建）组成，包括文职人员在内约11400人，各级指挥官和主要职位由宪兵科军官担任。

　　2．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情报收集与对共调查。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情报收集计划》，重点是党、军、政、民众组织的领导及其活动，经济、治安、兵要地志等诸多内容。共产党县政府、县委等组织名称是作为各地区特殊情报收集要目记入其中的。《对共调查实施计划》指出，除要探究中共弱点外，还要有利于教育训练快速增加的特别警备队人员。

　　3．制定《情报工作参考》与《剿共指南》。这一时期华北方面军情报工作和对共调查的集大成者，就是《情报工作参考》和《剿共指南》。《情报工作参考》“以提高情报军官能力为目的，记述了作为情报军官应该知悉的和情报有关的全部内容”，重点介绍了对共情报和“治安”情报。《剿共指南》共两卷。编写《剿共指南》的目的是“根据本指南，掌握中共活动及真实情况，以期彻底提高对共认识，并有利于剿共作战”。《剿共指南》与《情报工作参考》有很多重复的内容，《情报工作参考》是供情报工作者使用的，而《剿共指南》则供情报工作者之外的负责对共施策的人员使用。

　　4．参加“一号作战”对对共情报工作的影响。华北方面军主力参加了黄河以南的作战（京汉作战）。华北方面军指挥的中国派遣军特种情报部北京支部也组成推进班支援作战，因此该时期在华北获取的中共特种情报不得不大幅减少。

　　（二）华北特别警备队和华北方面军的对共评价

　　关于中共，华北特别警备队认为，尽管经历了几次根除行动，但其势力仍在增大，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但中共并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武装反攻，而是将重点放在政治攻势和培养积累自己的战斗力。华北方面军并没有预测到中共将成为中国的领导者。

　　日军情报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对共的先入为主与研究不足

　　日军早在1937年下半年就关注到中共及其军队的存在，但因其兵力少、装备差，认为他们只是扰乱后方，不会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也导致一线部队轻视中共及其军队，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游击队。正是因为没有将中共视作重大威胁，所以日军对于党、军、政、民四位一体的中共和反游击战的研究没有任何进展。

　　（二）战绩第一主义（论功行赏的弊端）

　　与对中共的轻视不同，日军中存在追击残存国民党军队的风潮。对于中共，日军从一开始就对中共实施彻底的武装“讨伐”。没有对中共的真实情况作适当了解，就强行实施武装“讨伐”，反而让民众与日军离心离德，助长了中共力量的壮大。

　　（三）脆弱的谍报组织

　　华北方面军虽然要求各部队增加间谍人数和扩大谍报网，但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和培养出色的间谍，反而只能依靠当地间谍。此外，与华北物价相比，间谍的报酬也很低，因此很难找到合适人员以及共产党（内部）高级别的情报提供者。

　　（四）一线部队对于情报的认识不足

　　在“治安战”中，准确的情报及其送达极其重要。虽然不能说日军轻视情报，但除情报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特别是一线部队对于情报和情报工作的理解存在不足。

　　（五）防谍的困难

　　驻留国外的军队也有无奈之处。不仅收集对方情报比较困难，日方的防谍工作也很困难。

　　结语

　　根据《情报工作规定》和《情报收集计划》，华北日军在完善情报组织的同时，运用华北灭共委员会、特种情报班等情报机构，利用各种手段收集、处理情报，发布情报成果，通过召开会议形成情报共享，实施了灵活多样的情报活动。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情报工作效果更为明显，给华北方面军的“肃正讨伐”作战提供了很大帮助，将中共逼到了绝境。

　　关于对共评价，虽然华北方面军很早就认识到了中共的“危险性”，认为“中共是华北治安之癌”，但因过去的经验、广大的作战地区以及游击战特点，对中共的力量和能力作了过低的判断。这导致华北方面军内部情报人员不足、密码破译迟缓、谍报网构筑不完善以及战绩第一主义盛行。这是对中共施策不够彻底的主要原因。

　　（作者单位：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小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