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篇

　　党史和文献工作十分重要

　　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党史国史基本理论与方法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史和文献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史和文献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把深化党史研究作为党史和文献工作的第一位任务进一步抓好；党史和文献工作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

　　不仅要见“人”还要能见更为丰富的“人”

　　近来，中共制度史逐渐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开设“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笔谈专栏。有学者提出，“中共制度史”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共制度史”是指中共自身的制度建设及其实践的历史，广义上的制度史则包括中共自身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历史、中共主导下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建构的历史及实践。有学者认为，“中共制度史研究”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探讨，既体现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学理论自身演变的“钟摆效应”规律，也彰显了部分党史研究者的学术批评和学科反省甚至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有学者提出，从纵向界定符合中共制度史研究实际的“长”单位，从长时段理论开拓制度史研究的问题渠道，从横向层面对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有学者认为，对于制度史研究而言，或许更要拓展的问题在于，不仅要见“人”，而且要能够见到更为丰富的“人”；不仅要关注制度的实践过程，还要关照制度的生成过程；不仅要讨论制度的历史效果，还要考察制度的理念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与思潮史的深入展开，或可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进展提供更多的可能路径。

　　概念史、观念史领域取得新进展

　　“人民”如何转化为现代政治概念

　　2019年，中共党史研究在概念史、观念史领域取得新的进展。有学者考察了“规律”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的过程。有学者考察了毛泽东1912至1921年对“国民”“人民”等词汇运用在语义学意义上的变化,阐述“人民”怎样从一个倾向于泛指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整体性社会概念,转化为以阶级为标准、以区分敌我为功能的现代政治概念。有学者考察了五四时期“解放”观念的历史演变，认为“解放”观念在五四时期从作为启蒙观念的“个人解放”转变为作为革命观念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有学者考察了对五四运动性质的“反帝反封建说”是如何取得经典地位的，强调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系统论述充分体现了革命、理论和历史的统一，此后人们再谈及五四运动,很多都是围绕毛泽东的论断而展开的。

　　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根本意义

　　努力构建国史通史“八通”研究方法

　　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国史研究深化和拓展党史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史主要是指国史通史。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根本意义，其学理基础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思维、哲学思维及其思想理论体系。有学者提出了国史编纂学，努力构建国史通史“八通”研究法。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国史研究和编纂围绕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构建并形成国史观、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国史、国史研究的综合性也决定了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多重性。概括起来，国史通史具有如下相互联系、交叉融合的“八通”研究和编纂法：中华民族史总体法，新旧中国对比法，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统一法，“五位一体”统筹法，思想、制度和实践融合法，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法，中国与世界比较法，党史国史一体法。

　　（作者宋月红、孙钦梅、章舜粤单位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