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法制文明的古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次的沧桑巨变，但始终保持着国家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并且不断地走向文明与进步，以至于中华法系成为世界法系中的一个重要代表，这不是偶然的，是和治国理政丰富经验的总结，以及古圣先贤政治与法律智慧的贡献分不开的。

　　在古人的观念中，良法与善法是同一语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法律便与国家相伴而生。随着社会的发展、疆域的扩大、国家事务的冗繁，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纷至沓来，不断凸显出法律的治国价值。历史的经验证明，无法律无以维持日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无法律将失去调整上下尊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无法律国家无纲纪，难以行使治国理政的功能；无法律不能推动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外无以御强敌，内无以抚寰中；无法律还不能发挥对道德规范的支撑，难以实现德法共治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论证治国不可一日无法。如商鞅变法时强调，“国皆有法”，“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古代思想家在论及治国不可无法的同时，也分析了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在实践中的效果也有显著区别。在古人的观念中，良法与善法是同一语。宋人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其所谓善法，即良法也。近人梁启超还论证了立法之善与不善所得到的不同效果，他说：“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其实，恶法之弊远甚于此。如商之亡，便亡于重刑辟；秦之亡，也亡于“偶语诗书者弃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可见，行恶法失德失民，不亡何待。

　　“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善法定是利民、惠民之法

　　西周灭商以后，周公深切感到殷之所以“坠厥命”，就在于“失民”。因此他叮嘱周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变动，兼并战争的连年不绝，进一步凸显了民的作用。诸子百家纷纷倡导利民、惠民之说，以期得到民的拥护。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商鞅说：“法者，所以爱民也。”“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商鞅变法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在于他所推行的“开阡陌封疆”的土地立法，重农抑商的经济立法，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的军事立法，推行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社会立法等，得到了民的支持。慎到也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明中期以后，具有作为的首辅张居正说：“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

　　总之，体现民情、洽于民心之法一定是利民、惠民之法，既有利于民的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自然空间，也为民的再生产，甚至是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

　　“法与时转则治”，法律循变协时的发展轨迹及其影响

　　早在《尚书·吕刑》中便有“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周礼·秋官·司寇》进一步提出根据不同的形势制定和适用不同的法律：“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主张变法改制的法家更强调法因时势而变的可变性。慎到说：“守法而不变则衰。”商鞅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韩非在传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概括：“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之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法家的观点反映了进化的历史观和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