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东西方不同的文化风格和发展道路：

　　地理环境、土质结构的差异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曾指出关于“孝道”的问题：“孝道并不是中国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古代希腊人、罗马人也同中国一样注重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指孝道）依然保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笔者认为，客观的地理环境、土质结构等在塑造东西方文化不同性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地理环境的因素。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家族在配置资源方面总会比西方发挥更大的作用。东面浩瀚大海、西边陡峭高山的环境保证了古代中国东西南三面的安全性，依托万里长城可以有效地抵御北面游牧民族的南下，这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政权和依托固定区域的家族的生存，这是造成中国社会政府力量和家族力量强大的重要原因。

　　与中华文明局促于东亚大陆不同，其他几大文明主要在亚欧非毗邻的北非、爱琴海、小亚细亚和印度次大陆地区。总体而言，该地区地势较为平坦，促进了人和人的交流的同时也加剧了冲突，不间断的战争的爆发、政权的覆亡导致强大的政权和依托固定区域的家族力量难以存在，只能依靠超血缘的宗教组织和市场组织的力量维系民众生存，这导致了西方超血缘的宗教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发达。当然先有宗教力量的发达，再有市场力量的发达，毕竟市场力量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这就是柯林斯所说的，没有宗教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没有公司资本主义的出现，也是罗素感到奇怪的“中国文化已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指孝道）依然保存”的原因，还是为什么外来的强调自治的宗教组织来到中国后总是和政府、社会发生冲突的原因，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以及康熙皇帝驱逐天主教传教士事件，即是典型事例。这意味着市场力量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总要碰到处理和强大的政府、强大的家族关系的问题，这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

　　第二，土质结构的因素。北方黄土地带和南方水田地区松软的土质使中国农业社会选择了以个人家庭为主体的发展模式。根据朱寰在《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中的观点，中国北方黄土地带及南方水田地区土质较松，适于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型农业的发展，较早地导致了农村公社的解体。“中国较早以个人家庭取代村社在农业经营中的地位，中国邑社、书社等地缘性农村公社在废井田时代已崩溃；而西欧则不同，由于黏土地带较多，重犁、巨大的牛队，休耕制，劳役地租等，使马克制度（农村公社）在农业经营中得以保存。”这意味着西欧的农业生产主体是村社，与中国的个人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上讲的是特殊性，从长期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同地域间文明的进步目标是一致的，这是事物的普遍性。仍以孝道为例，从东西方社会配置资源方式的历史来看，无不经历了生产要素的非自由结合向生产要素的自由结合的转变，以及配置资源的主角由家族向市场的转变。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指出，英国在工业革命初期的商业组织及其网络构成，仍然是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作。铁业中“重要的企业家都和创业的达比（Darby）家族是亲族关系，包括儿子、族人、女婿、连襟等。而且这不是例外。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西方，企业和家族关系的结合是一个极为正常的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同样追求以市场力量逐步取代家族力量配置资源，从而达到经济效率的优化，可见，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东西方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都经历了生产要素的非自由结合向生产要素的自由结合的转变，以及配置资源的主角由家族向市场的转变，不同的是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以及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造成的发展路径的差异。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究竟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外来文化在哪方面帮助了中国，最后为什么又要中国化，以下将通过中古时期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说明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