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只把钱穆的朱子学研究视为一种历史学进路，就会忽略钱穆在其中所灌注的深刻思想和学术魄力。在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与推进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已经是思想家们的必修课之一了，而朱熹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必然会成为众多思想家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时代性的批判中，即便是有心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的学者，在对待朱熹的立场上也不免有所迟疑。比如熊十力与冯友兰都试图通过改造朱子学的思想内核，以使朱子学看上去更符合现代性，而牟宗三则开辟“三系说”的思想史进路，将朱熹判定为“别子为宗”，从儒家判教的角度将朱熹排除在儒家正统之外，以此来维护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性。但在钱穆看来，这些都属于回避问题的方式，无益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无论是对朱熹思想的批评，还是对朱熹思想的改造，钱穆都不予认同。从五四运动以来对朱熹的批判来看，现代朱子学批判普遍关注的对朱熹所谓“半日读书和半日静坐”“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的批判，都是从清初的颜元和戴震对朱熹的批评而来，并不是现代学者的原创。实际上，胡适对朱熹的抨击就主要来自颜元，而现代新儒家对朱熹的把握，更多地是来自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在钱穆看来，这种批判也只是人云亦云，其弊端在于，离开朱熹文本，只是追随他人的论断对朱熹进行批判，无法避免他人论断当中存在的问题。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对颜元和戴震关于朱熹的批判进行了驳斥，实际上这也是对“现代朱子学批判”中人云亦云成见的批判。这种工作看起来是针对传统学术思想研究，实则是对“中国现代思想批判传统”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也是对中国现代思想如何继承传统的思索。换句话说，现代朱子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表面上是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新旧之争，实质上却是来自明末清初的门户之争。

　　所以，在钱穆看来，传统朱子学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门户之见：“学者困于门户之见，治理学则必言程朱陆王。朱子于二程，故所宠重，亦非株守。程朱之间亦有相异。本书随处指出，不一而足。”（《朱子新学案·例言》）这种弊端源于学者们过分依靠《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门户之见，在《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中就存在，钱穆要破除这种门户之见的弊端，同时，他也正视两学案的积极价值。钱穆指出，“治理学者，必治黄全两学案。黎洲明儒学案，虽主王学门户，然不为病。因述明儒，故当奉王学为宗主也。谢山宋元学案，考核有功，而识端多差。上承黎洲父子，见解已多为门户所蔽。又谢山与李穆堂相处，受其濡染，门户义气，未能尽脱。本书随宜驳正谢山学案处甚多。因宋元学案，学者必多窥涉，加以指驳，亦不得已”（《朱子新学案·例言》）。

　　朱子学研究中的门户之见不仅体现为以心学立场对朱子的贬抑，同时也表现为对朱熹的保守和复古。例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作为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虽然在考据上有突出贡献，但也存在着“申朱抑陆”的弊端：“王白田朱子年谱，今世学者人多称之，然亦勤于考核而拙于体会。并亦为门户所蔽。必欲申朱抑陆，遇朱子近似象山处，即诲避不迭，遂失朱子精神。学思未透深处，考事乃亦多误。本书甚多援用王谱，而加驳正者亦不少。因读本书必读王谱，凡有驳正亦不得已。”（《朱子新学案·例言》）

　　因此，钱穆对《宋元学案》中的错误以及清代的考据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考据上，清儒反对朱熹，但是关于研究的基本资料却不能进行考证，这是其考据不如朱熹之处。清儒从义理上反对朱熹，同时又对黄宗羲和全祖望、刘蕺山的门户之见不能辨识，这是其义理上不如朱熹之处。综合上述两方面，清儒的考据之学，在考据和义理两方面都不如朱熹。此种论断既是对考据学的批评，也是对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书写强调考据学对朱熹的有效反对的反驳。钱穆预作《清儒学案》，虽最终未能完成，但其对考据学的评断一定自有新见。

　　批判朱熹并不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发明，而是清代学术的主业之一。也就是说，批判朱熹是从清初延伸到近现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现代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批判传统是思想史的一项基本工作。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学术地图”之中，新陆王派对朱子学的批判往往都是从《宋元学案》的资料及其中王学对朱子的批判而展开的。由于《宋元学案》的立场及材料的运用都不可靠，那么现代思想对朱熹的批判在考据和义理两个方面的有效性都要大打折扣。这样，钱穆通过细密的学术考证，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对朱熹的批判溯源为《宋元学案》以及清儒的学术误区。那么，明末以降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否要由朱熹负责呢？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究竟是继承朱熹思想的结果，还是误解和歪曲朱熹思想的结果？

　　在钱穆看来，当然是后者。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充足的信心，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包含现代性的几乎所有要素。面对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做的是对传统文化深入挖掘，而不是改造和拼接。一部《朱子新学案》，可以看作是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分析。在这一典型分析中，钱穆充分挖掘了朱熹思想的丰富内涵，并对其在现代的发展抱有乐观态度。在钱穆看来，朱熹的时代是儒释道文化由冲突而转向趋于融合的时代，这种融合本身就对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明互融有着莫大的意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在扫除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恰恰相反，文化的发展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现代朱子学的知识学积累、批判性反思与创造性建构研究”（18ZXE717）、2019年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资金项目“熊十力晚期知识论研究”（RWSKCX2019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