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处于多重语境叠合下。一方面，高速运转的交通轨道让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缩短，各种智能终端和新媒介让当代人拥有了更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逐步被打破，文化产业飞速发展，我们进入文化经济时代。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促进生产力革新的同时，也影响着当代人的思维和交往形式。

　　在当代社会的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中，科学技术要素不断发展与攀升，带来高速发展的经济、“理性”的膨胀，物质与精神、生存与价值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从人的自由和真正解放的角度看，我们更需要从人文主义传统尤其是美学的视角出发去寻找解决方式。追溯中国的美育精神，从古代的“礼乐教化”观念和“中和美育论”，到作为现代性话语的“美育”在“五四”时期被引入；从王国维“美育即情育”，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呼号，审美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强大文化力量和治理方式。

　　在西方，“美育”一直是现代性的重要议题。席勒1793年的《审美教育书简》是从审美批判角度分析现代性的第一部美育文献。他以康德美学的概念阐释美育，将游戏冲动作为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中介，艺术成为一种“发挥出一体化的力量，被看作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通过教化个体而具有社会革命的作用。由此，席勒论述了一种审美乌托邦：“在力的可怕王国和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创造活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被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

　　与席勒不同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域里，审美具有强大的现实力量，而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理想。在个体层面，通过审美获得经验的完整性是人类扬弃异化实现自由的重要途径；在社会层面，艺术和审美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审美活动通过审美形象进行交流，而审美形象的创造与生产是意识形态生成的过程。对于阿多诺来说，意识形态的思想正是通过一种抽象交换的机制得以传播。根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审美的意识形态是审美交流的中介，连接着个人的情感世界与社会语境，通过一系列变形机制指向人性的共同价值和根本需求。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审美意识形态则是交往理性的中介之一，他对于席勒式乌托邦的理解的重点是将席勒提出的审美式生活关系变为一种交往关系的革命，从本体论上将艺术和审美视为主体间性的理想与和谐形式，人与社会的存在不仅在人的意识中，同时在人的感官中进行着再生产。事实上，在当代社会，审美不仅承载着个人的体验、精神、信仰，同时在个体的身上烙印着社会和集体的共同想象与共同价值，审美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在不断重塑着当代人的感官体验与情感结构甚至思维方式。

　　在西方社会进入审美资本主义的同期，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代中国的经济体系中，文化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不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显示，我国文化投资和消费水平呈现出明显提高的态势，审美愉悦变成一条工业化的五彩的流水线。在国家层面上，美育被重新提到了与“德智体”教育同等的地位，“文化治理”成为热词。各种智能终端和新媒体不仅重塑了文艺生产的基础，改变了文艺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当代人的情感和进行人际交流的形式，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习性。这种变革不仅提供了新的工具、载体，也深入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生活常态之中。审美文化与审美活动在新的环境——诸如博物馆、图书馆、艺术展、电影院等场馆乃至于微博、知乎、豆瓣、抖音等文化和音影社区中，文本、形象、人工制品、技术和人产生了新的相互关系。例如在疫情期间，各种短视频平台以声画结合的形式连接大众的情感与审美交流。例如，“字节跳动”下的抖音平台发起了各项“艺起战疫”话题，带动网友在抖音上用文艺短视频参与抗疫话题讨论、展示学习成果，吸引了艺术家、医护人员、大众千万人次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们对于审美和交往的有机结合。

　　诸如此类的社交媒体、传播媒介饱含着大众的情感冲动，成为人们实现审美与情感交流的重要场域。但这种基于分享的价值基础已广泛深入我们生活的文化传播、审美传播的场馆和媒介中，是否能避免单向输入和输出，避免个体审美自主权丧失，建立真正的整体性审美体验和一种基于共情的审美交流与人际交往，仍然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托尼·本尼特在《文化、治理与社会》中指出，文化转向使文化领域和社会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以至于二者有可能在事实上变得不可区分。事实上，在文化经济时代，重建人性的共同价值，建立审美与价值的共同体，审美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环节。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的审美教育并不能等同于艺术教育，其培养的不是“品位”和“鉴赏力”，也不是艺术的技艺，而是以人的整体性和自由为旨归，通过情感教育，以审美意识形态为媒介进行审美交流，达到日常经验与审美经验的融合，以此对抗异化的生产模式和现实生活。当代的审美教育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强调超越主客对立而达到真正的认识和存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超越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阶段，强调从与自然的对话中得到审美体验，达到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超越现实的和利益关涉的社会关系，强调通过同情共感与他人“对话”，达到真正的交往与理解。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