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批评话语分析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是一门旨在研究和解释社会问题的跨学科语言研究。其所涉及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具有极强的实践导向作用。以语言学为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实际是一系列具有相似研究理念和不同研究路径的总称,它们以微观的语言学分析为起点,结合相关的话语实践分析以及宏观的社会意识形态分析,揭示语言与社会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它总是在汲取相关学科的理念和成果中不断进步的,如人类学、社会学、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等。当前,在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批评话语分析在坚守语言分析的同时,更需要学科跨界研究的意识,发掘相关学科的理论建构价值。语言是符号的一部分,从更为宏大的、超语言层面的符号视域来看,符号学对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创新和知识拓展,都应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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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是一门旨在研究和解释社会问题的跨学科语言研究。其所涉及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具有极强的实践导向作用。以语言学为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实际是一系列具有相似研究理念和不同研究路径的总称,它们以微观的语言学分析为起点,结合相关的话语实践分析以及宏观的社会意识形态分析,揭示语言与社会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它总是在汲取相关学科的理念和成果中不断进步的,如人类学、社会学、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等。当前,在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批评话语分析在坚守语言分析的同时,更需要学科跨界研究的意识,发掘相关学科的理论建构价值。语言是符号的一部分,从更为宏大的、超语言层面的符号视域来看,符号学对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创新和知识拓展,都应具有积极的意义。
批评话语分析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超越语言层面的研究。符号学家西比奥克认为,在任何时候,无论是在主体层面还是在主体间层面,人们其实都是以多模型的方式进行着思考和交际,其中包括各类非言语式和言语式的模型。在他看来,符号系统分为三层建模系统,即非言语的初级建模系统、语言(言语)的二级建模系统和文化的三级建模系统。研究人类交际的学者发现,在人类社会的交际过程中,意义和信息的生成与传递,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通过非言语方式进行的,而运用言语交际方式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如果以语言学为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还只是关注语言文本分析,把研究仅仅局限在各种文学语篇和非文学语篇,那么它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前景也不会广阔。
鉴于人类交际的实际情况和符号系统的复杂性,对于批评话语分析而言,除了分析语言文本以外,还应该关注一些非言语式模型。在如今这个电子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在话语分析当中,分析多模态的信息具有很强的现实需求。近年来,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多模态话语研究,然而,这些研究不仅数量偏少,而且分析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把话语分析放到文本所在的社会语境,特别是文本产生和阅读的文化环境中去分析和审视,挖掘多模态话语形式与社会现实、历史语境的关系,考察它们与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内容和研究边界的拓展,不仅会极大地深化人们对话语符号和人类交际的认知,也会增加其理论的解释力,这也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驱动力和着力点。
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一般认为,话语的意义分为两类,即言语意义和语用意义。但这两种意义都是在话语使用中形成的,与话语语境密切相关。这一点与著名思想家、理论家巴赫金的观点极为相似。巴赫金认为,不存在纯粹个体的言语,任何言语都是一种边际现象,即它只能存在于对话关系的言语主体之间。也就是说,语言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也不只是一种言说行为。一切言语行为,都必然是一个有受话指向的意义行为。话语实际上预设了对话关系。从如今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来看,大部分话语意义分析都聚焦于言说主体(文本创作者)想要传递给话语受众的意义,当然,这里的受众也包括相关历史文本的创作者。文本的“互文性”研究恰恰揭示了这一特点。
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主张将主体重新纳入理论分析之中,因为将人完全剥离出体系之外而谈论符号是不现实的,而且也会丧失基础。符号意义的生成并不仅仅在于符号文本的结构,它是符号与主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话语意义在受众阅读过程中产生,这种意义既可能是言说者想要借助文本传递的意义,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意义,后者与受众的认知和需求密切相关。言说者的编码和受众的解码相互作用,使得文本具有了信息创造功能。这个意义创造过程实际上反映了符号的心理属性,它使得人对符号的感知与内化,已经成了意义生成的前提。显而易见,人的认知和情感作用在符号意义的分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于批评话语分析而言,符号意义的生成和创造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话语分析中的话语意义研究既要包括说话主体的意义传递,也要包括话语受众的意义理解,由此才构成对人类交际过程较完善的描写和更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对受众的意义理解研究,实际要包括意义生成研究和意义创造研究,这样才能体现意义生成的主体间性本质。目前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大都涉及对于历史文化文本和话语言说主体的研究,即对话“互文性”的考察,较少关注对于话语受众(特别是话语的目标受众)的研究。大部分研究注重分析说话者的意图及他们想传递的信息,而较少关注信息接收者在多大程度上解码和接受话语言说者的信息。如果不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那么话语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就不能凸显,交际过程的分析就不完整,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总之,符号学理论从更宽广的角度揭示了人类交际符号的复杂性以及话语的对话关系本质。批评话语分析可以大大拓宽人类交际符号的研究范围,加深对人类交际和社会历史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符号学对文本信息传递功能和意义创造功能的揭示,可以使得批评话语分析中的意义分析更为全面和系统。可以说,符号学理论对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发展和知识拓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6AYY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