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艺术创作与实践过程中，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得出“诗画有别”与“诗画一致”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然而，无论是西方哲学对二者进行的艺术分类，还是中国古典美学提倡的二元融合，都难免围绕图像与文字的界限问题展开，局限于诗画关系本身。也许，诗画对话从本质而言，是两种艺术门类彼此不断交流与融合，从而相互交织、借鉴、吸收、发展，最终导致变化和新意义生成的产物。塔尔图符号学派代表人物尤里·洛特曼重新探索文艺作品及其本质，创造性地发展了“文本”的概念。他并不局限于研究艺术文本的编码和解码问题，而是将其看作“以特殊方式建构的融合了大量浓缩信息的结构机制”，从而视作者、作品、读者、语境、艺术语言、代码、信息、文本意义等因素为有机的整体系统，关注其间的交叉性与差异性，考察各种因素相互对话、相互作用的结果。于是，文字与图像从消极的意义携带者，转变为一种动态的信息生成机制，能够通过符号系统模式向读者传达特定信息，具有认知、交际和审美功能。在此基础上，“两个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文本一旦相互碰撞，就可能产生突变，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原先两个文本的新文本，其中包含着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新文化和新文本的出现提供了契机”。于是，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文本”观，可以为学科研究的跨界探索提供新的意义与视角。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不同类型文本间的对话都有文化价值与研究价值，洛特曼进一步强调：“代码可以相互转换的领域保证了最低程度的理解，代码不能转换的领域引起了创造不同等价元素的要求，并成为翻译的基地。”本文选取符号代码具有一定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两个文本，即迭戈·里维拉的壁画《墨西哥历史》与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小说《最明净的地区》，避免“文学图像化”和“图像文学化”的研究，而是将图像与小说文本看作动态的、具有意义生成功能的符号系统，重点揭示“诗”“画”文本间的交际模式，试图超越两种艺术形式迥异的壁垒，以探索文本间的对话及意义生成。

　　壁画《墨西哥历史》创作于1929—1935年，里维拉在占地276平方米的画面中，选取典型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以生动逼真的方式呈现民族历史，试图让人们重新看待并反思被遗忘的过去，从而凝聚国民的文化身份与精神价值认同。画家并不满足于简单介绍民族历史或借此反映艺术见解与政治主张，而是试图通过图像文本与读者进行对话与交流。显然，考虑到文本的意义与语境、符号与代码，以及读者个人的阅读体验等因素，这样的交流最终会衍生出复杂的、多层次与多维度的对话。此时的文本已不局限于表现固定客体，而具有一种意义衍生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欣赏者或其他作者也能够以不同的符号系统续写文本，从而使整个系统中的子文本都处于动态的相互交往与相互翻译之中，形成新的艺术文本互动与对话。因此，我们既能将该作品看作一个完整的、具体的文本，也可将其看作“墨西哥民族史”这一文本系统的部分片段。而发表于1958年的小说《最明净的地区》，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该画作的“他者”或曰“异己”文本。研究者仔细梳理小说中大量具备机关与线索功能的符号不难发现，富恩特斯不但能通过文字形式与里维拉的绘画互文，并且由于发表年代的原因，还可以在画家原有基础上添加新的符号文本，进一步补充书写“墨西哥民族史”。

　　基于此，参照《墨西哥历史》的图像文本对小说进行解读，可以“按图索骥”书中的历史人物，令读者对抽象的文字和历史事件产生更加具体的艺术感知。由于小说文本与绘画文本的表达方式迥异，富恩特斯不但能够安排壁画中出现的历史人物进行对话，还可以利用小说创作的语言表述优势，引发书中人物内心的自我对话，深化并揭示图像符号难以表达的心理活动与情感体验，从而形成一种不断指向内在的符号系统。此外，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墨西哥历史的理解程度存在差异，阅读画作时也必然会产生意义的变化。“文本的意义创造性机制决定其不可能是一种预设的、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通过与异己文本和读者对话，不断被加工、解读与变形，由此动态地创造出新的意义。”相对的，读者欣赏《墨西哥历史》时，适当结合富恩特斯的小说文本，不但可以满足历史与现实、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的对话，还能够追随书中人物的足迹，自由穿行于过去、现在、未来，从而打破画作原先自右向左的阅读顺序，使图像文本的叙述主体不断转换。在转换过程中，文本的子结构与不同读者对话，令其深入了解墨西哥的自然风光和淳朴历史、西班牙殖民侵略的残暴与血腥、上流社会的为富不仁和醉生梦死、底层平民的艰辛生活与悲惨遭遇等文本片段，形成多个异质的话语层面，使文本变得更加不均匀，从而在相互比照图像与文字的基础上，拓展读者的艺术想象空间，由此丰富文本的内涵与外延。

　　洛特曼认为，一切承载完整意义和整体功能的文化符号，都可以被称为文化“文本”。在此基础上，不同符号域中的文本相互碰撞与交融，不断唤起读者大脑中各种超越诗画界限的共鸣，从而将文艺作品与读者的历史环境、文化背景和心理情境相结合，进一步影响受众的

　　接受和解读，不断衍生出新的对话与启迪。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学者在文本语言的定位、文本意义的探求、文本意义的解释等方面，对洛特曼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与发展。然而不应否认的是，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对于诗画关系的问题，以及人文学科间的跨界探索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社项目“迭戈·里维拉与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研究”（2018SJA02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