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向全党发出号召，“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形势下，铭记苦难具有特殊意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留下了百年党史的苦难记忆。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与苦难不断抗争、克服和走出苦难、追求人民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苦难成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百年党史的关键词。其记忆逻辑实质上也体现出一种实践逻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革命斗争的记忆。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各种救国之途纷陷绝地。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高擎马克思主义火炬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苦难记忆直接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艰苦斗争实践。二是理论求索的记忆。科学的理论是攻坚克难的行动指南，苦难记忆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不懈真理探索，包括思想路线的不断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守正创新。三是文化创造的记忆。自建党起，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绵延百年、生生不息，苦难记忆与之交织演进。从革命时代的抗战精神到新时代的抗疫精神，内涵丰富的苦难记忆沉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达成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情感升华。

　　苦难中孕育美好，苦难记忆对于开创人民美好生活具有多重价值意蕴。首先，苦难记忆彰显美好生活的人民立场。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不断化危机为生机，铸就辉煌。从历史维度和人民维度出发，苦难记忆不仅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兴党、强党的政党记忆，更蕴含了厚重绵长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人民记忆。

　　其次，苦难记忆注解美好生活的时代内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百年党史的四个历史阶段，不同的苦难语境引申出人民美好生活的不同含义与要旨。从革命先烈献身真理到人民群众共克时艰，美好生活的愿景在血与火中升华，在难与险中强化。

　　再次，苦难记忆凝聚美好生活的价值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苦难、抗击苦难、抚平创伤、开创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国家、民族、政党等的共同体边界得以清晰和强化；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苦难记忆生成、重构、再现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的国家、民族认同及相应的政治、文化认同得以凝聚和确立。

　　最后，苦难记忆激发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苦难记忆不仅意味着创伤和苦痛，更饱含奋起和抗争。正是对苦难的跨越，推动得出“四个选择”的历史性判断。苦难记忆可为开创美好生活贡献行动智慧，其特有的反思性，将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方案参考。记忆是鲜活的，苦难记忆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从抗击疫情到脱贫攻坚，当苦难化为可调动的象征符号，苦难记忆将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成为开创美好生活的深沉力量。

　　对历史的遗忘意味着对历史的背叛。没有苦难，美好生活亦为无源之水。铭记苦难，可从以下三方面路径展开。第一，挖掘苦难的红色资源。近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红色基因传承，并进行了有关苦难的深层纪念，形式包括文本、展览、影像、仪式等，如各类红色空间的打造、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世界记忆遗产的申报。加大国内外苦难红色资源的采集，充分挖掘既有的丰厚红色资源，加强全社会各领域协作。应用新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数字人文技术等，推出各类文化成果，打造融物质与精神为一体的纪念场域，活化尘封的苦难记忆。

　　第二，重构苦难的红色叙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苦难叙事往往更易引发舆论场关注，叙事不仅是对彼时历史场景的时空再现和细节复原，更传递了立足当下的价值判断与诠释理解。要从共享记忆和受众立场出发，将当下的集体意识、情感认同在叙事中激活，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使苦难记忆得以唤醒、再现和共享。

　　第三，创新苦难的红色话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重大文明构想。人们对苦难的认知可能存有差异，但对苦难的体验和创伤足以引发共情共鸣，公平、正义、和平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愿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发端于苦难，苦难记忆中富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苦难记忆在迈向文明理解乃至和解方面独具功效，归属全人类的共同精神文化遗产。新媒介时代，苦难记忆有望以数字记忆形式走向全球。这对于在国际话语传播体系中讲好中国故事具有特殊意义。

　　铭记苦难、反思苦难，是立足中国实践对百年党史的记忆认知和文化解读。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苦难中孕育的红色记忆将在开创人民美好生活中释放独特的记忆能量。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觉，更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文化责任。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红色档案资源的循环联动开发模式研究”（2020BTQ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实践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