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由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共同主办的“形象建构，记忆之场”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研讨交流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11月22日，由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共同主办的“形象建构，记忆之场”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国内有关高校和《群众》杂志社、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京杭运河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苏北航务管理处等科研、管理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大运河文化研究、流动历史中的运河思考、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大运河景观与传播符号等议题展开广泛研讨交流。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在会上致辞，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许益军到会讲话，《群众》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程骅以《“轴心文明”话语下的大运河文代研究思考》为题作报告，15位专家学者在4个阶段的研讨交流中先后发言。

　　李程骅提出，大运河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文化承载、传播载体，要依托大运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之治”，为世界文明发展书写新篇章。大运河穿越古今、沟通中国、影响世界，是流动的“活态”的中华文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通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建构中国大运河的“全息形象”，能够唤起共同的运河记忆，让大运河更好地在全世界引发共鸣和共情，推进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形象的国际化建构。

　　大运河与国家形象话语建构密切相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路璐认为，与所有文化遗址类景观一样，大运河首先是物质性的存在，其次也是一种话语，人们是在当下的语境中言说大运河。在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层面，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联接历史想象的诸多断层，成为国家和民族自我想象的历史镜像：从中获得可以言说自身形象的主体性和形象建构的话语权。大运河能够作为民族的记忆之场，以其巨型的时空体量整体升华为一个符号，成为可提供集体身份的象征物，成为文化记忆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媒介。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朝晖提出，大运河沿线的支点城市主要承担集聚要素资源、辐射带动周边的重要窗口功能和支点带动作用，大运河沿线特色村镇是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具体单元，是大运河文化带的基础。运河性的文化特征来源于历史记忆、场所依恋和人群的价值认同。重建运河城乡社会的“运河性”，推动运河城乡文化景观的空间再生产，打造运河城乡的文化景观，要重视活态传承，注重维护运河本身使用功能的“活态性”以及运河两岸及水上人家生活方式的“活态性”。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王加华认为，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应具有“眼光向下”的视角。就大运河在历史上的功用与意义发挥来说，开放、包容、交流、融合是大运河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大运河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不能仅重视符号化、经济利益等层面的考量，还要挖掘其深厚的价值观内涵，为国家与社会建设提供助力。已有大运河文化研究的主要视角多是宏观的，更强调国家与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交通、城市等研究。实际上，大运河和运河文化的发展传播与沿岸百姓息息相关，进行大运河文化研究应当做到“眼光向下”：关注基层的、民众的、生活的文化，并“由下观上”，通过民众的、生活的文化反观宏观层面的大运河文化。

　　加强运河内涵的整体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吴琦认为，人们在看待大运河的现实功能时往往多关注其交通和经济等功能，但实际上大运河具有更多层面的拓展功能，通过集聚、辐射作用对运河周边的人与物形成影响，从而发挥出在文化交流、社会治理、国家统一等多方面的作用。因此，进行大运河相关研究要注重整体性，既要有商品、物质、人口流动等政治、经济视角，也要有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层面的关注；从大运河文化的角度看，既要做好物质文化的研究，也要做好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相关应用和研究要上升为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在学术层面进行各相关学科领域的共同研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丁和根认为，研究大运河文化不能仅局限于大运河，要以整体性视野，将其放在宏观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制度的综合背景框架当中，从大运河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等更丰富的视角认识大运河文化。在研究、阐释和传播大运河文化中引入符号互动论视角。在符号学视阈下思考大运河文化及其传播，要将文化与微观、具象角度的人关联，注重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的角度对大运河文化进行再审视、再认识。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竞昊表示，恰当地评估大运河的历史作用及其在今天的历史遗产，需要考稽不同历史阶段它在整个国家以及不同区域所扮演的角色。隋唐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是国家的重要生命线，是政治经济运行的中枢通道，政府通过对运河的管控有效地维持着政治经济整合。对地方而言，大运河重塑了沿线各个区域的自然与社会结构，影响着其经济与文化发展。整体上说，大运河塑造和深化了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模式，并促进了各个区域之间的文化互动和汇通，从而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交流与内涵提升。

　　大运河畅通了南北交通，南货北运、北货南卖使得各地商品得以广泛交流，也使得沿运河不同区域的食品原料和饮食文化得以交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姚伟钧以明清时期运河沿岸江苏、山东地区的饮食文化为例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大运河的畅通对山东运河区域饮食生活的影响既体现在食材的丰富和增多、餐饮服务业的发展、汇聚不同饮食风味等物质层面，也体现在当地饮食思想观念和风尚等精神层面，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南食之风勃兴，人们多以享用南食为风尚。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吴昊提出，要深化大运河沿岸地区饮食文化遗产研究。历史时期的大运河沿岸分布着不同体系的饮食风味，呈现了具有独特的运河区域饮食生活和饮食文化。当前学界对大运河沿岸区域饮食文化研究成果不多，尤其是对于其整体饮食文化变迁，以及历史变迁过程中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研究存在着深度不够的问题。应当全面梳理大运河沿岸饮食文化遗产名录，以此为基础来探讨现行非遗管理机制的问题，并进行改善与更新，使大运河沿岸饮食文化遗产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活态传承主体。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利用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内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梳理挖掘与保护传承需要建立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之上。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李明认为，大运河文化遗产涉及多领域、多个遗产保护体系，大运河文化遗产分类研究是跨多学科、整合性的系统研究。大运河文化遗产按存在形式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按与大运河文化内涵的关联程度可分为核心文化遗产、关联文化遗产和外围文化遗产，按“活化”程度可分为“活态”文化遗产、“固态”文化遗产和部分“活态”文化遗产。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王长松基于大数据对京杭运河景观感知与差异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运河沿线城市运河景观的数量和多样性存在显著的差异。直观看，通州、天津、枣庄、淮安、扬州、无锡、苏州、嘉兴等城市的运河景观数量较多，而廊坊、德州、宿迁、镇江等地较少。同时城市运河景观数量较多并不同时意味着类型丰富，枣庄、淮安、无锡、嘉兴等地的运河景观数量较多但类型不均衡，有相当数量的景观是被游客重复地感知和体验到的。

　　江南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无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华认为，推进新时代大运河文化研究和文化带建设，要尊重多样性、体现当代性、彰显创造性，着眼未来、传承创新，打造与运河城市共生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文化与科技、信息、体育、金融等产业的融合，通过立法为大运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旨归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