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视角回溯恩格斯的劳动思想，可以发现，恩格斯是以手、脑与眼界的辩证逻辑为重要线索，构筑出人的本质的生成、人的认知路径的探索以及人文关切的价值尺度的理论基础。

　　手、脑与眼界的关系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恩格斯“提出了关于工具和手的辩证理论，从而动摇了被动物体和有机物体的划分”。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强调劳动的手在造就人和人的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时，更强调手“只是整个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的机体的一个肢体”。手、脑与眼界是恩格斯从“复杂的结构的机体”中选出最能凸显劳动创造力的身体器官符号，“如果人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是部分地借助于手而相应地发展起来，那么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恩格斯以此为前提展开一种不同于精神辩证法的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辩证逻辑。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致，反对把人看作被创造的一成不变的现成存在，纳入对象化的考察。他始终忠实于人作为感性生命的发生和自我创造历史事实本身，考察人本身动态生成的历史逻辑。正是通过劳动，人把个体的有限性的创造，融入共同体无限的创造性之中，并在自己的创造物中烙上意志的印记，以见证人作为感性生命的不朽。

　　生命共同体的创造，绝不是始于先验思维，也不仅仅是在用头脑思维的劳动支配他人的手的劳动状况下完成的。自然史和人类史以直观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文明世界的历史奠基于人的双脚立于大地，并在天地间迈步，使双手获得自由，形成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第一次分工。文明世界的历史成就，是在手的劳动的推动下，在手与脑和服务于他们的身体的动态协调下共同造就的。

　　理解恩格斯关于人通过劳动认识自己的本质，“眼界”这一概念极其重要。同时，它也是理解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设想时，对社会各发展阶段人的认知状态的不宜忽视的判断。恩格斯语境中的“眼界”迥异于西方知识论中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由于执着于知识的明见性，在西方知识论传统中形成重视觉的“视觉中心主义”认知图式，并以视觉为洞见真理和终极善的隐喻，而有意识地遗忘了“说话的口，劳动的手，还有走路的腿”在认知活动中的地位。恩格斯的劳动论表明，“人的眼界”是劳动的产物，“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

　　劳动创造证明人的现实性

　　人类所拥有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知识，不是先天就在那里，而是在劳动过程中后天习得的。由于“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因而全部劳动关于人“自身而诞生”和“形成过程”，都标明人的认知的感性特质和认知结果存在无法避免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最重要的表现是，人在“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中，受肉体状况的限制，总是受制于“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的支配。在自然面前，自然善于隐藏自己的秘密，人以为利用自己所认识的自然规律征服和控制自然，看似达到了与预期目的相符合的结果，“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还可能会因此遭到自然无情地反噬。在人自己创造的社会面前，情况更为复杂，人想预见自己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

　　所谓的“困难”，一方面在于人的眼界的局限，难以看透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往往只看到“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停顿于“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另一方面，在于思维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那些“狭隘眼界”的资本家，故意歪曲肉眼可见的事实，不承认是物质劳动创造了整个社会的实质性财富。他们被资本和利润所奴役，还为头脑的劳动在价值上优于手的劳动制造理论上的根据。

　　在恩格斯看来，尽管在劳动史中人受自己肉体状况和眼界的限制，但人只有通过劳动创造才能证明自己的现实性。在劳动的手的推动下，人创造出与自己血肉相连的自然、创造出高度智慧的头脑、创造出人们共同交往的社会、创造出书写着自己命运的历史。同样，人类未来命运的沉浮也由人自己掌握，需要用人头脑的思维力量去筹划，而不是某种异己的“万物的实际的头脑”来支配人创造了自由和文明的手。人们要从理论上清楚地认识到，思维、意识及其创造物，是感性的自然史和劳动史交互作用下的成果，而那种割裂人与自然、灵与肉的联系是“反自然”的理论态度，从本质上损害了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一种能真正承担起自己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理论思维，其视界应追随着世界的“生成和消逝”“前进和后退”的变化，为人类谋划“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未来。

　　恩格斯指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时，对于头脑积累起一定知识的人们而言，劳动所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已不再是被异己力量支配的命运，而实际上“同时就是身体锻炼”。要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就需要“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发展与创新研究”（18BKS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