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脉，对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随着现代商贸流通在区域发展中作用的增强，加快民族商贸业的发展，已成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的西北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也是中亚文明的重要交汇地，发展民族商贸是西北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与关键路径。

　　丝绸之路上民族商贸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

　　西北地区在汉朝时，就已经出现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商贸。张骞凿空西域后，西北地区的民族商业贸易更加频繁，物品种类、贸易规模也日渐增加。东汉三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较之前有了显著的提高，在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中摆脱了单一的游牧生产，经济社会结构日趋合理。隋唐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商贸多为“朝贡”和“绢马贸易”两种形式。明朝时期的“茶马互市”在规模和形式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通过茶马贸易带动了沿线的道路建设和城市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西北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民族商贸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结构和对外开放的格局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宗教文化：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国家民族商贸发展的重要纽带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商贸业经济，民族地区商贸业发展与少数民族民众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都有着重要关联。研究表明，民族宗教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纽带，有着其特殊的信任机制，低相似性会在贸易中形成无形的贸易壁垒，相似性高则容易产生贸易往来。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国家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这些赋予了西北民族地区在与中亚国家贸易往来中得天独厚的巨大优势：第一，民族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精神纽带，容易产生一种商业道德信任，能够降低贸易双方的贸易壁垒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贸易合作。第二，民族宗教信仰为贸易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因此，民族宗教文化纽带是西北地区打破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民族商贸规模，促进民族商贸发展，进而推动西北地区经济贸易快速发展的重要贸易桥梁。

　　西北地区与中亚国家民族商贸发展的基础已逐步夯实

　　西北地区与中亚国家民族商贸的发展建立在五个“互联互通”的基础之上，即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政策沟通为西北地区民族商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设施联通为西北地区民族商贸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贸易畅通为西北地区民族商贸的发展创造了机遇。资金融通为西北地区民族商贸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民心相通为西北地区民族商贸的发展搭建了桥梁。西北地区较“一带一路”的许多沿线国家相比，在政策方面、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区位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在经济结构上，西北地区的民族商贸与沿线许多国家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西北地区与中亚国家民族商贸发展基础正在不断加强，从而为民族商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西北地区与中亚国家民族商贸发展的潜力空间

　　第一，西北地区民族商贸最大的增长点在于深度挖掘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是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区域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西北地区有许多著名的旅游景区，如陕西的华山、兵马俑等；甘肃的莫高窟、酒泉、麦积山等；青海的青海湖、塔尔寺等；宁夏的西夏王陵和新疆的吐鲁番、天山天池等。这些旅游景区都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精髓，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积极探索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道路，既是民族传统文化求得自身突破和发展的关键，也是民族商贸发展最大的增长源。

　　第二，西北地区民族商贸发展的动力在于制造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西北地区的民族商贸业在承接国外订单和出口宗教用品、民族服饰等方面与中亚国家有着较高的优势与互补性。中亚国家作为内陆国家，发展比较落后，在工业制造业与农业等方面的进口量很大。西北地区在接受产业转移升级之后，寻求着产业转型，西北地区民族商贸可以借用这个机会，运用好民族宗教纽带，大力发展民族制造业，推动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进而增强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

　　总之，发展民族商贸，对促进西北地区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民族商贸业不仅对于西北地区民族资源开发、民众就业、民族商品流通作用突出，而且在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维护民族团结方面的作用也将更加显著。发展民族商贸业还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从而使沿线各国可以站在同一立场，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