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2035年的远景目标是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西南交通大学后疫情时代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团队精心组织三篇文章，分别从科学观念、基层治理和全球治理三个维度，讨论如何在风险社会视域下，重新审视科学系统、优化基层治理体系和强化全球合作网络，从而不断健全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提升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化发展一定程度解决了贫困问题，但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潜在的风险。“风险”这个词来源于西班牙航海术语，意思是遇到危险或者触礁。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这个概念的诞生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产生的，即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性发展的某种自我消解，明确指出让人类得以成功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等已埋下了人类文明崩塌的隐患。首先，基于工具理性的盲目自信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寻找“确定性”答案的工具理性强调对事物进行客观化和量化，但当把威胁进行量化的同时，也是把威胁搁置了；当把威胁分为可计算和不可计算的时候，就是漠视了威胁的可能性。这种对工具理性的笃信造成了硬币的两面：对一切皆在控制之中的盲目乐观的同时，对意外和未知事物的出现缺乏准备。其次，风险界定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增加了风险防范的困难。风险往往需要被综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定义，或放大，或缩小，或渲染，或淡化。最后，抽象知识体系愈发远离普通公众，导致公众愈发依赖专家，不称职的科学家就可能引发风险。专家系统是一种抽象系统，是一种脱域机制，因为它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专家作为抽象科学知识的看门人，是普通公众与抽象知识的中间人。糟糕的看门人有可能制造现实的灾难。

　　风险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人为的不确定性，代表世界可知、可确定和可控的抽象的科学知识可能是风险社会的肇因。因此，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公众需要抛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拒绝，重新理解科学。

　　第一，科学是“不确定”的。科学的基础是一套可量化的抽象化、模型化的还原论的工具理性。但罗素悖论和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都揭示了以数学化方法把握对象不能兼顾解释的完备性和逻辑的自洽性。科学观察和实验的设计取决于已知体系，科学观察乃至实验的结果取决于研究者想要发现什么，并且以一定知识背景下的语言体系来呈现。更何况，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因素嵌合进入科学研究整个过程，最后得出的判断也许是融合了盲目自大的情绪或是利益各方的妥协。科学的“不确定”，是我们接受其“确定性”过程中的副产品，只是人类往往忘了这种“不确定”。

　　第二，科学是“有限”的。科学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发端于西方并被主体不断建构。当今科学话语的“西方中心”主义是存在的，伴随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科学本身基于西方的语言系统、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科学知识的载体也是以英语期刊为主，因而所有非西方的知识体系，要想纳入科学知识体系中，无形中都能感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单向度”形成的语言、思维和文化壁垒。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写道，“在这一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它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

　　第三，科学是需要警惕的。正如吉登斯曾经提出，所有的信任都是盲目的。“对那些外行人来说，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既不依赖于完全参与这些过程，也不依赖于精通那些专家所具有的知识……毫无疑问，可以常常从外行人士对专家系统的信心中看到齐美尔所谓的‘欠充分的归纳性知识’。”贝克也认为，专家群体可能出现某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随着大科学和高技术时代来临，公众并不能理解很多前沿科技及其成果对人类的意义。某一科学技术的利弊之间如何权衡？权衡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做出判断？通常告诉公众答案的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科学家，而这些人正是技术的研发者、使用者和学习者，好比一场比赛中的裁判员既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可以想象，专家的科学判断必然带有个人的专业偏好、利益取向，有意无意中给出公众的答案都是有偏好的，也可能出于某种本能意识不到可能的科技风险。

　　不确定的、有限的科学埋藏着以“副作用”面目出现的风险，而科学家有可能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社会内含的本质就是“人为的不确定性”，那么公众该怎么办？

　　对此，贝克带着略微悲观的语调，警告人类要对科学保持足够的警惕并投放有限的信任，从简单的现代性进入“自反性”的现代性。而相对乐观的吉登斯相信，反思的现代性已经取代了没有反思的现代性，只要保持这种理性反思的能力，我们可以规避风险。但无论贝克还是吉登斯都强调，科学必须接受来自内外部的监督和质疑，形成公众与科学的对话。因此，首先是让公众接近科学。长期开展各种科普和科学教育是营造公众信任的文化环境的重要措施。其次，科学研究和决策过程应该透明，让公众参与对科学的监督。让公众知道科学家在做什么，让公众知道科学家内部的分歧，让公众可以获取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和产出信息。这样公开透明的机制，本身就对科学家形成监督力量，也可以让不同的声音借助公众的力量发出。最后，应该以协商民主的形式，让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过程。哈贝马斯认为，用构建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对话伦理代替构建在主客体二分基础上的技术理性。科学服务于人，科学的风险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有时候让公众参与自己命运的决策，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公众克服对风险的担忧和焦虑。

　　泰勒提出，“工具理性立场涉及我们客体化的自然，这意味着把客体化的自然看作是万物的中性秩序……在对某物的客体化或中性化过程中，我们宣布了与它的分离，宣布了我们道德上的独立……它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障碍和分裂；甚至更严重地说，人类自身与内部的障碍与分裂；还有更进一步的后果，即人与人之间的障碍与分裂”。科学在揭示事物的规律，但不能说明意义；科学可以回答怎么做，但不能回答该不该做；科学可以计算手段，但不能确定目标；科学可以提供工具，但不能界定价值。正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科学的思想图景是通过人为抽象建立的一个彼岸王国，这一抽象凭着自己瘦骨嶙峋的双手，企图把握血肉饱满的真实生活，却从未成功地捕捉到它”。的确，科学只是对世界的抽象，而这远远不是世界的全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家情感主义视阈下新型医患关系的伦理建构”（18BZX105）、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研究类”教育改革项目“‘行动导向’的研究生思政课与课程思政融合路径研究”（YJG4-2020-Y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