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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李永杰 通讯员 常书红)12月18日—19日,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全球化: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珠海举行。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研究院成立仪式由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晓源主持。
多元视角下的全球化景观
全球化从早期的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历程,呈现出异常丰富、立体的多维景观。学者们以时空为轴,并从哲学、政治学、法律、信息技术、历史、文学等不同的视角,论述了“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由来、内涵及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认为,中国自从加入全球化进程后,用政治的力量来调控经济,使政治力量居于主导地位,以政治利用资本,避免了其对社会的反噬。因此,这样的模式为全球化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社会形态的可能性。“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能为全球化的新文明形态提供借鉴意义。”他说。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刘雪莲表示,新型全球化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是追求全球结构平等性;其二是追求政治多元化与包容性,从全球层面解决国家与市场矛盾;其三是从分配结构实现全球正义,抛开资本逻辑,倡导公平正义与发展逻辑。中国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也有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制度与理念基础,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共创新型全球化的美好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亮梳理了由殖民主义的全球化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历史。他认为,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有两种方案,即西方国家内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中国的“不搞零和博弈”方案,这两种方案的选择替代最终可以归结为两种文明的碰撞。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韩震认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必然现象。当前世界主要存在四对矛盾,即东西矛盾、南北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以及地缘政治矛盾。这四对矛盾左右着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并且将一直左右着世界的变化,而中美的矛盾是这四对矛盾的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秋零从康德的“世界公民”切入,阐述了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虽然康德的“世界公民”概念受时代限制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康德也提示学者们在思考问题时不应局限于一国一族的视角,还要有世界性的视野,回答世界性的问题,这为当代学者思考问题提供了借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认为需要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出发,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关系。他认为,世界文明是几千年来东西文明通过和平或非和平途径相互哺育的结果。当前,中国和印度作为古老文明也正在努力吸收欧美文明的成就,快速完成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实现古老文明的崛起复兴,有望形成新的文明层次。
“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的审视与反思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形势下,“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再全球化”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与新命题。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原院长、剑桥大学终身教授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认为,疫情的发生将全球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疫情扩散速度及基因突变速度像此次新冠疫情这样迅速。这一事实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深度关联的一个表征。在极短时间内,中国研究人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码了病毒的基因结构,并把研究结果与全人类共享。这是一种全球创造性,使我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与光明。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表示,当今经济全球化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临巨大风险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放大了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陷入了深度的衰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受到冲击,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有增无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用“后疫情时期”来阐发他对“全球化”的理解。李向阳表示,当前反全球化的四对驱动力: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他认为,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这四对关系总是存在的,不同时期会往左,也可能往右。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郭忠华表示,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关系在新冠肺炎疫情时代突显为两大主题:一是疫情全球化,二是民族国家成为抗疫的最重要行动者。他认为,要用更加全面、长周期的角度审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从较长周期的视角来看二者互有起落,交错发展;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看,二者相互吸收营养,使对方更加强大。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兵提醒人们要批判性看待西方传统的全球正义和世界主义的观点,不要忽视主体的多层性和多元性。他高度赞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这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方案,其重要意涵是西方全球正义和世界主义所没有囊括的。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现实张力与重整可能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是全球化现实张力的体现,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英国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名誉教授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表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的主题和全球本土化的理念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学者们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当中。而就地理环境在鼓励或抑制全球本土化理念方面的作用来看,群岛和半岛地区更有助于人们形成全球本土化理念。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从世界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出发提出“全球人文”概念。他认为,中国学者应就全球面临的普遍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并在中美官方关系艰难的情况下促进中美民间文化交流。
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海平看来,由家及国而天下,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这种价值观要走出去,需要中华文化的道德诠释和世界意识联系在一起,回应世界问题,才能在全球化中创造一种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的、能够走出去的中华文化的“家国天下”伦理观。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编叶祝弟从文学的视角,以中国文学为主要材料,阐述了当代文学的“全球地方性转向”。他认为“再造全球地方感”的具体方法与路径有三个:一是英国当代空间政治学理论家多琳·玛西(Doreen Massey)提出的一种开放的、进步的、强调过程性和社会关系连贯性的“全球地方感”;二是在行走、寻找、流转的结构中呈现全球—地方;三是重塑记忆和感觉为主体的全球—地方感觉结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中国角色
面对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困境,学者们一致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模式。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明和践行者,中国应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通过回顾中国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并指出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必然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国也将根据自身需要和战略抉择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表示,中国在崛起的同时吸收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新的思想、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新的政治发展道路及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应该以进行时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其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以思想创新理解这一时代变化。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文科资深教授吴晓明以哲学的视野和世界历史的眼光出发,论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的紧密联系。他认为,中国的百年道路和探索,在今天开启出来的基本方向,实际上是为未来提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这是在整个考虑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现在与未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和根本的因素。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结合马克思的文明观与中国的政治实践,回答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该如何发展、走向何处”的时代之问。他表示,全球化的进步性及进步作用在共同生活的领域越来越多、文明不断叠加的今天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困境。走出困境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情况下,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探讨了“全球化向何处去”和“中国如何为全球化提供一个新的导向”两个问题。他认为,不同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传统全球化,当代以新兴国家为中心、以发展为主题的“新型全球化”和“再全球化”是新的全球化学术研究进路,在这一道路上对全球化的思考将塑造国际秩序进而影响全球化进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在新型全球化进路中的价值导向,这最终将取决于中国如何阐释“不同文明之间如何提供互鉴”的全球化终极关怀。
此外,学者们还就“一带一路”倡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进行了阐述,并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推进全球化的具体对策。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院长、“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主席白春礼主张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数字化全球化治理合作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表示,目前,数字化浪潮,数字化全球化治理摆在了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前,沿线国家情况多样,发展水平各异,许多国家需要突破数字鸿沟,促进社会信息化。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首先是中国的全球化理念越来越被全球各国接受。其次是中国已经构建了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建设直接推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的互联互通,是最强有力的推动平台。最后是中国的抗疫表现体现了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际影响力。实力被其他国家认可,中国推进新一轮全球化建设作用会愈加突显。
首都师范大学地球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国际化示范学院教授宫辉力表示,借助地球大数据支撑和相关的云设施,可以知道某一区域地理环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而知道全球化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环境条件进行监控,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