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巴尔干地区是中东欧重要的地缘政治板块，其多山的地理形势造成了巴尔干地缘文明的碎片化和断层线。“一带一路”进入巴尔干半岛虽然初见成效，考虑到该地区曾是“欧洲的火药桶”，先后多次卷入战争，对此，中国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谨慎。一方面，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充分考量巴尔干半岛基于地缘文明断层的复杂政治态势，这包括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民意变化以及欧美主要国家在巴尔干半岛的政治介入，它们将共同构成“一带一路”得以顺利推进的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碎片化的巴尔干半岛也是市场化的一种“优势”，它预示着充分的市场潜力。通过文明碎片化的整合，存在跨越地缘文明断层的发展空间，这无疑与“一带一路”的市场一体化实践是相吻合的。因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巴尔干半岛的推进，需要尽可能考虑巴尔干的区情，特别是其处于地缘文明断层所带来的碎片化风险格局，借助巴尔干文明合作的趋势，确立与巴尔干大市场相一致的“一带一路”市场整合发展取向，这既有利于中国规避战略风险，也有利于推动巴尔干地区跨越文明断层线并走向一体化。

    关键词：“一带一路”； 文明断层线； 巴尔干市场； “17+1”；

　　作者简介：陆钢，华东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东南部、中东欧南部，三面环海，处在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之间，不远处便是地中海，属于地中海文明圈。历史上，巴尔干地区是著名的“欧洲的火药桶”，早在1912-1913年就发生了两场巴尔干战争，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二战中，巴尔干半岛也是狼烟四起，战火连天。巴尔干是冷战初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率先发生冲突的地方，也是20世纪90年代欧洲唯一发生战争的地区。它是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兼备的区域板块，也是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断层线”地区。冷战终结后，除了苏联崩盘之外，巴尔干半岛也发生了南斯拉夫彻底解体的事件，留下了“国际孤儿”科索沃。

　　狭义的巴尔干地区由9个国家组成，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北马其顿，其中，有6个国家是南斯拉夫解体后形成的。广义的巴尔干还包括希腊、塞浦路斯在内。在地理上，土耳其的部分领土延伸至巴尔干半岛，但习惯上没有把土耳其列为巴尔干国家。与中东欧的北部和中部地区相比，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文化更具有欧亚的特性。它虽然与西方社会同宗同源，都是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但两者之间明显存在文化基因的差异，这也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重要依据。

　　在当代人的记忆中，中国与巴尔干半岛的联系大部分发生在冷战期间。中国一度深深地卷入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其动机完全是出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考虑。奇怪的是，中国连续几十年点燃着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明灯”，却不是为了对付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是用来抗衡东方社会主义的“头”———苏联。1979年后，随着中阿关系的破裂，中国也转移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关注。然而，1997年5月9日，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再度激发了中国人的情绪。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巴尔干地区剧烈颤动的脉搏逐渐平息下来。中国也因为“一带一路”倡议重新踏入巴尔干地区，迎接它的是鲜花和掌声。这让大部分中国人感到慰藉。可是基于对巴尔干地缘文明史的思考，人们不禁要问，它永远会像今天这样平静安宁吗？中国进入巴尔干地区之后，在未来的岁月里，伴随它的永远是鲜花和掌声吗？其他大国就这么从容地看着中国影响力在巴尔干半岛生根发芽吗？这些都是挥之不去的疑问，这里暂且称之为“巴尔干之问”。

　　一、“巴尔干之问”

　　“巴尔干之问”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文明断层线问题。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亨廷顿提出了文明断层线的问题。他指出，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之间存在着文明断层线。处在文明断层线之间的各个国家，抛弃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转向地区性的国家身份认同，而驱使这个认同过程的内在动力便是各个国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狂热追求和坚持。于是，曾经被美苏全球性竞争战略长期抑制的地区性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集中爆发出来，甚至演变为地区性战争。这些地区冲突被亨廷顿称之为“文明的冲突”，因为引发这些冲突背后的动机和原因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地缘政治或者是经济利益的博弈，而是文化矛盾使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曾经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了讨论。当时国内主流观点基本上不赞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亨廷顿的观点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当然，出于国际反恐联盟的战略需求，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攻击文明世界的行为，不适宜使用文明冲突的观点来解释，否则无法彰显国际反恐联盟的正当性和正义感。

　　然而，就巴尔干地缘文明而言，亨廷顿关于“文明断层线”的观点还是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冷战结束后，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西方资本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即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巴尔干这个“欧洲的火药桶”似乎也应该告别历史，融入西方社会，享受和平的红利。但事实正好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充满着腥风血雨，先后发生了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大批军人和平民百姓在战争中伤亡，让人难以想象这里就是欧洲——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亨廷顿认为，波黑战争就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三个主要参与者：克罗地亚族信奉天主教，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面对这场具有宗教文化色彩的战争，西方国家也发生了分裂。基于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担忧，欧盟国家的精英普遍支持克族和塞族，但美国却支持穆斯林族，容忍伊朗和沙特向穆族提供大量的武器和资金。在科索沃战争中，中俄支持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维护国家统一，而北约国家支持科索沃阿尔巴尼的穆斯林寻求独立。这些现象用其他理论似乎难以自圆其说，而用亨廷顿的观点则可启发思考。亨廷顿认为，“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们之所以具有时起时伏的性质，是因为断层线战争是深深基于不同文明集团间持久对立关系的断层线冲突，这些冲突又源于地理上的相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翻开历史画卷，发现断层线战争不仅发生在当下，也发生在过去。100多年来，巴尔干先后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场地区性战争，其中就有文明断层线的原因。

　　第二个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问题。二战结束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东欧地区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几乎与冷战同时爆发的还有苏南冲突。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尖锐程度甚至超过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斯大林使用了最激烈的语言攻击铁托，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并在东欧国家发起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而铁托也不甘示弱，仍然坚持南斯拉夫独立自主的立场。铁托是一个有情怀的国际主义者。东欧解放后不久，他建议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并把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然而在对外事务上，苏南发生严重分歧，包括巴尔干联邦问题、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以及的里雅斯特的主权划分问题。这些分歧的共同点是，铁托追求建立一个大巴尔干地区的梦想，而兼并保加利亚、阿尔巴尼是实现其梦想的必要环节。但是，铁托的梦想在斯大林眼里却是对苏联领导权的挑战，是一种叛逆，于是给予了严厉的惩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裂始于苏南两国，但不限于这两国，还有其他两个国家也发生了关系破裂，其中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中国曾经把阿尔巴尼亚比喻为“欧洲的一盏明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毛泽东用这句诗形容中阿关系的密切，广为国人所知。可惜到1970年代后期，中阿关系迅速恶化，降至冰点。

　　本来这些都是历史，不值多议。问题是，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巴尔干半岛作为中东欧的组成部分，被列入了“一带一路”的规划。这样就带来第三个问题，即中国能否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巴尔干半岛长期存在下去，进一步促进巴尔干地缘文明的整合及实现文明断层线的跨越。中国对巴尔干事务介入的深度与欧盟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在巴尔干地区，至少有4个欧盟成员国，5个欧盟候选国。巴尔干国家的货币全部可以用欧元兑换，其中，黑山和科索沃可以直接使用小面额欧元。斯洛文尼亚即将发行欧元。中国与巴尔干国家基本上以双边关系为主。多边平台主要依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高层的会晤机制(“17+1”)以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匈塞快线，但其影响力比较有限，因为这种影响力仅仅停留在经济项目层面，尚未触及深层次的区域文明以实现“民心相通”。今后，“一带一路”在巴尔干半岛如何推进，其核心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得不深思熟虑，毕竟中国曾经在巴尔干半岛经历了两次挫折：一次是中阿关系的破裂；一次是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从过去的失败经历可以发现，中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政策过分倚重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思考模式，忽视了巴尔干半岛文明形态充满着矛盾的复杂性。应该说，造成这一文明形态特性的因素很多，而巴尔干半岛的地理构成是其中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