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一系列新、老因素 (诸如“印度洋海盗”“基地组织”“印度洋战略通道安全”等问题) 持续发酵，使得印度洋地区长期汇聚全球关注目光。在当前这个新开启的“印太时代”里，对于中国这个共建“21世纪海上丝路”的倡议者，正逐渐影响印度洋地区既有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

　　一、印度洋地区的地缘环境

　　(一) 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和“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

　　印度洋之所以成为世界最早的航运中心，与大自然赋予它某些特殊有利的条件有关，这些条件主要便表现在季风和洋流上。印度洋地区大部分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四季温暖，有明显的热带海洋性和季风性特征。温暖的气候下，印度洋沿岸港口终年不冻，全年里可四季通航。在现今世界，全球贸易量的90%通过海洋运输，其中通过印度洋的商品吨位最高，每年通行轮船近10万艘，包括全球2/3的石油运输、1/3的散货和一半的集装箱航运量。不少当代学者鉴于印度洋航道在全球海上通道（SLOCs）中的突出地位以及该地区的丰富能源而将这一地区定性为未来甚至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关键地域，即“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

　　(二) 域内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价值并不仅仅限于印度洋上的海洋战略通道、海峡要塞，影响力也不限于久远的海洋文明。工业时代以来，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已经打下了资源政治、能源政治的烙印，而印度洋地区更也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西亚、北非一带，长期性的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印度洋地区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其中石化战略资源尤为引人注目。在当今世界位列前八的石化资源储地中，印度洋地区独占三个——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印度尼西亚沿海大陆架以及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三者储量共计占全球70%以上。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当今时代里，能源、资源因素在世界经济以及国际政治中便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在利益驱使下，区域内外的战略体显然都无法忽视印度洋地区基于资源富集性而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价值，而这也构成在这里地缘政治博弈极其活跃的一大关键性的成因。

　　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

　　在“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区域的格局变化乃至地区性事务的国际意义都显著增强了，在大国博弈舞台上的战略地位也相应上升。不过，尽管进入21世纪后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快速上升，但它却并非已经构成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中心舞台”所在，也非大国全球地缘战略布局的“战略重心”所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战略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印度洋构成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这样的话语也逐渐流行起来，尤其21世纪第2个10年开启以来，以印太概念勃兴为标志，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已然被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当前域外大国重视优化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以谋篇布局姿态纷纷强化与区域国家的联系，这体现出世界对印度洋地区的特别是对相关域内国家经济发展实力增长现实及前景的承认和尊重，也意味着印度洋区域的域外联结性和影响力在快速提升。而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快速上升的进程，已经直接使得当前这个拥有20多亿人口、涵盖了全球主要海上通道并分布着重要战略资源的广阔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局，并构成了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力量格局调整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西进”印度洋的地缘风险

　　（一）印度洋方向在中国地缘战略全局中的定位

　　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在继续重视西太平洋的同时，中国也将印度洋纳入战略视野，并初步勾画出一个海陆相撑共进的战略大轮廓。当前“中国经略印度洋”相关课题研究的在区域战略研究以及国家海洋战略研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经略印度洋”已成为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新注目点、中国对外政策重要关切之一，中国海权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并不断促进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奋发有为和中国学界研究的学术自觉。

　　不过，即便印度洋方向是作为次要战略方向，中国“西进”印度洋也是具有自身战略意义的。21世纪里，中国“西进”印度洋本身的战略意义至少但不限于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西进”印度洋构成了21世纪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其二，“西进”印度洋构成了21世纪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一环；其三，“西进”印度洋也是中国当前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经济转型的新布局；其四，“西进”印度洋，发展同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赢，构建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更也是体现一个崛起大国“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自身大国作为的“试验田”。

　　（二）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问题不是主要地缘风险

　　实际上，在印度洋通道危险与否，不仅在于外界战略环境，还与中国持有的战略理念、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具备的战略能力相关。固然印度洋战略地位上升是一个事实，但中国没有美国那种称霸全球的野心和护持霸权的需求，也并没有印度争当印度洋主导者的战略意图。中国以和平、合作的参与者身份进入印度洋，将有助于自身处境不至于陷入危险。倘若中国要在这些敏感区域寻求制海权，或者要去控制某战略要塞，对外界刺激过于强烈，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成“安全困境”，势必会让印度洋危险预言自我实现。

　　（三）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两大主要地缘风险

　　在印度洋地区，一方面，全球主要大国在印度洋地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或经济利益，它们围绕相关战略目的，纷纷在此纵横捭阖，优化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塑造有利于己的战略态势；另一方面，域内动荡混乱、贫富分化、矛盾众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成为本地区的一大明显特征。上述两方面在印度洋地区并行不悖，故而地区事务复杂而域外大国积极介入也成为这里显而易见的常态。而这种常态，也构成了中国“西进”印度洋具体的地缘风险的主要来源。

　　第一，“全球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成为地缘政治风险重要来源地。纵观在这条弧形的“破碎地带”，囊括了波斯湾、伊朗、南亚和东南亚西部等重要的地缘战略核心区域,也有着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重要的海洋交通要道。显然，在上述名单里出现的无一不属于全球地缘战略要地，而这些战略要地周边的国家难免经常被卷入大国的地缘政治斗争之中，因此，印度洋地区国家不仅在民族组成和宗教信仰方面极具多样性，并且往往深受域内相关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令不同族群对异质文化不宽容。与此同时，长期性地存在着相关极为容易诱发社会与政治紧张情势的当地因素，诸如国家普遍贫穷和民生艰难、政府治理能力薄弱或缺乏民主、社会中激进主义与恐怖主义盛行、地区间的资源争夺、人口众多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环印度洋地区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异常复杂，而社会关系结构比较脆弱。

　　第二，地缘经济方面所面临相关挑战和风险。环印度洋地区内经济环境有三种值得重视变化，加大了中国在此经营的挑战。其一，地区国家对国际合作的政策变化。其二，大国在此的经济竞争较大以前更加激烈，而中国的项目合作、投资活动受到一定挤压。其三，基于以前的经验总结，美国等域外大国开始在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方面，减少了道德指责，并务实性地转为经济利益诉求，积极参与对地区国家的投资竞争、项目招标竞争，乃至炮制出“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话语来污蔑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一带一路”项目给出不符实际的负面评估。

　　结论

　　在中国崛起的全局中，就战略利益轻重缓急的排序而言，印度洋方向仍需要定位为次要战略方向，太平洋方向乃是中国真正的核心利益区和地缘战略重心所在。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存在而言，一方面，印度洋地缘环境是不得不查、不得不面对之客体，不过，另一个视角下，从进入印度洋地区伊始，中国自身已经是印度洋整体地缘战略环境的一部分了。换言之，外部环境与自身行为策略，共同决定中国在此到底安不安全。未雨绸缪，未来中国维护与扩大在印度洋地区存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比较可能来自两大层面，即国际体系层面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地区化以及地区层面域内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生态。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