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在中国周边战略中具有特殊意义。“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理上首先面对的是亚洲国家或中国的周边，是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这就注定其与亚洲地区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地区，也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纵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其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系列的失衡：

　　第一，亚洲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与质量失衡。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截止到2016年8月，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总量达到了491个，其中已经签署并生效的有328个。就数量而言，亚洲地区是全球最多的。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的增速也是最快的。然而迄今为止，亚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或覆盖主要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在这种意义上，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质量又是最低的。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制度安排与市场动力的失衡。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范式看，一个地区通常是先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然后带来区域内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的提升。而亚洲地区则不然，尽管缺少统一的区域贸易协定，但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却很高。这是一种市场驱动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背后反映了本地区全球价值链（GVCs）的特殊作用。

　　第三，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大国与小国地位的失衡。在其他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通常是由本地区的大国所推动，而亚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则是由东盟引领。以RCEP为例，东盟先是与中日韩，随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分别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简称为“10+1”），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的RCEP谈判格局。名义上，RCEP是东盟与其他六国开展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实际上是在六个“10+1”基础上的谈判。其结果是，面对印度这样的大国拒绝接受既定谈判目标时，东盟无力充当谈判协调人的角色，相反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贸易谈判通常是其他国家对东盟给予让步或提供特殊待遇。当然，这样做客观上也限制了本地区大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动力。

　　第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区域外国家与区域内国家作用的失衡。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区域内国家因寻求共同利益而联合在一起的，如果不能由区域内国家决定一体化的命运，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回顾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可以看到，美国一直是主导者，本地区的国家则是从属者。

　　第五，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失衡。现有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在新兴经济体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进行的。不发达国家缺少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和机会，即便参与到特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内也难以从中获得发展的机遇。

　　造成上述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亚洲地区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或多样性。本地区既有发达国家又有最不发达国家，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佛教文化又有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此外，尚未了结的历史纠葛成为许多国家双边关系的负担。这种多样性阻碍了一体化的进程。其二，区域内大国之间的矛盾与竞争，尤其是非经济领域的矛盾成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为例，几乎所有的理论模拟结果都证明，它不仅对三国的潜在经济收益巨大，而且以此为基础的“10+3”自由贸易区会给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收益，但经过近20年的努力，其前景仍然不确定，关键在于中日韩三方在非经济领域的矛盾无法调和。其三，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缺少最终消费市场，本地区的最终产品出口主要依赖区域外市场。亚洲区域内贸易水平与欧盟不相上下，但其主体是中间品贸易。其四，本地区的大国没有能够提供全面的区域公共产品，致使本地区的中小国家在大国之间奉行骑墙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要求大国提供出口市场，而且还要求大国提供与此相配套的安全保障机制。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对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注定会有重要的影响。与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规则导向相比，“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机制呈现为发展导向。

　　第一，“一带一路”继承了古丝绸之路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以运输通道为纽带把众多国家和地区联系起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古丝绸之路作为纯粹的运输通道并无特殊的价值，这种联系纽带的背后是古丝绸之路的精神。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具有开放性特征。与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通常设置一系列准入门槛不同，“一带一路”可以把众多发展中国家纳入进来，为他们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条件。对他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与无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是互为因果的，“一带一路”的开放性有助于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第二，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前提和基础。“一带一路”涵盖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众多国家，没有互联互通就谈不上经济合作。即使与中国地理上毗邻的亚洲国家，缺乏互联互通也是限制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障碍。因此，对沿途发展中国家而言，互联互通既有助于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有助于消除区域经济合作的障碍，以至于很多国家把互联互通看成是“一带一路”的标志。

　　第三，多元化合作机制是“一带一路”治理结构的重要特征。与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完全不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并不排斥机制化的安排，但又不以机制化安排为前提条件，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就依托已有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升级版），但同时又有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在与南亚、中亚、西亚、东北亚、欧洲地区国家开展合作时，根据双方的需要构建多种形式的合作机制。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的治理结构是多元化的，这是“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原则的具体体现。

　　第四，秉承正确的义利观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确定了中国与沿途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与西方大国奉行的胡萝卜加大棒经济外交理念不同，把义利观应用于“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一项重大创新。义利观是一个关于中国与沿途国家利益分配的完整理论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否秉承正确的义利观是判定其成功与否的标志。

　　第五，“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按照一体化的发展水平，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从低级到高级可以划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共同体及政治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的目标则是非常宽泛的三个共同体，即便是在命运共同体目标之下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也要比绝大多数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目标要宽泛得多。在“一带一路”的目标体系中，既有传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又有软硬件的联通，甚至是民心相通。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缺位”是双重的，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统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表现为本地区的不发达国家难以真正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并从中获得发展的机会。而“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填补这种“缺位”。

　　第一，“一带一路”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其开放性、治理结构、目标体系都有别于RCEP与CPTPP，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其一，“一带一路”与亚洲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相互促进。RCEP与CPTPP属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本质是规则导向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关注的重点是区域内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而“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区域合作机制，超越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关注的重点是区域内的共同发展。它们之间不会构成竞争或替代关系。其二，“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决定了它可以同业已存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或沿途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即便是沿途国家之外在本地区的战略，“一带一路”也有与之对接的可能性。其三，“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具有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一方面，它表现为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它还表现为贸易创造效应，即通过物理联通、制度联通、人员联通改变产品的可贸易性，扩展贸易规模。其四，互联互通本身有可能成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新型理论范式。亚洲的区域合作以互联互通为思维模式，求“通”思维，通过对接过程，从多元走向共通，目标是建立共通的区域。

　　第二，“一带一路”有助于解决亚洲国家的发展问题。开放是发展的前提，但长期以来许多国家难以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所设置的准入门槛，而“一带一路”的开放性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困扰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障碍是国内基础设施落后，难以和其他国家形成互联互通的格局。 “一带一路”把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互联互通建设作为前提适应了亚洲国家发展的需要。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中义利观所包含的“多予少取，只予不取”原则，对最不发达国家起步阶段面临融资和建设困难提供了新的选择，还将承担起为其创新比较优势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是“造血”功能，而非简单地对其“输血”。

　　第三，“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开始向本地区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美国作为区域外大国之所以能够一直主导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关键在于它是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以特朗普执政为标志，“美国优先”理念意味着美国将减少或放弃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这就必然会引发其亚洲战略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通过“一带一路”向本地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包括提出了促进亚洲共同发展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最终消费市场；以亚洲新安全观为指导促进亚洲安全体系的建设。

　　第四，“一带一路”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有助于亚洲国家应对反全球化的挑战。“一带一路”为亚洲国家应对“特朗普冲击”提供了新机遇。首先，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理念，“一带一路”成为贯彻这一理念的主要载体。其次，“一带一路”本身就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中国的开放程度越高，亚洲国家获益的空间也就越大。最后，“一带一路”为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创造了条件。未来全球价值链还可能受到“特朗普冲击”的影响。至于“中国因素”的影响，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不可能要求中国停止产业升级。同时，中国的产业升级又会带来一个积极的结果：通过“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将会延长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陈茜/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