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对土耳其经济的研究多以短期经济数据为依据，在夸大土耳其经济面临的问题同时否定了埃尔多安的经济乃至政治政策的功效。2014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在承受巨大下行压力同时，也出现许多向好因素。本文对土耳其的经济长期实证分析更表明，1988年至2017年土耳其经济在“量”与“质”的层面都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且这一改善趋势在埃尔多安时期得以加速。尽管短期内土耳其可能会在偿还外债方面出现一定困难，但爆发全面经济危机甚至滑入“失败国家”行列的可能性较小。 

　　关键词：土耳其；全要素生产率；埃尔多安；阿根廷悖论 

　　作者简介：张帅，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2017级博士生。(北京，100044)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北京。100871） 

　　土耳其曾一度被视为中东国家学习的“榜样”，但2018年以来，土耳其经济的负面消息不断，埃尔多安则被视作土耳其经济困境的“负责人”。究竟该如何看待土耳其经济所面临的局面？2003年埃尔多安上台以来土耳其经济是否在向积极方向发展？土耳其经济是否会真的出现系统性危机？土耳其政府目前以扩大投资为主的应对措施效果几何？本文拟在分析影响土耳其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因素基础上，回答上述问题。 

　　一、土耳其经济的现状：下行压力与向好因素共存 

　　(一) 土耳其经济面临的内外挑战 

　　土耳其经济当下面临的困境，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与自身结构性矛盾叠加的结果。 

　　土耳其长期存在严重的“储蓄缺口”，如2017年土耳其国内储蓄额仅为同期GDP的25％，而投资需求却为同期GDP的30％，只能依赖从国际资本市场借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实施了以低利率为重要特征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资本流人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并对后者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积极作用。但2014年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由于自身经济形势逐渐向好，相继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国际游资随即回流发达经济体，导致土耳其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与还贷。新土耳其里拉应声贬值，2014年至2017年，新土耳其里拉贬值幅度达170％，国内通胀率也达到10％以上。 

　　随着“退出”完成，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升息带来的负面作用正在被土耳其消化。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新土耳其里拉汇率基本稳定，但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对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却逐渐上升。 

　　土耳其自20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出口导向政策，2001年后，外贸占GDP比重长期稳定在50％左右。但1988年至2017年，土耳其有25年时间处于贸易入超，且最近一次贸易出超是2002年取得，整个国家严重缺乏对冲贸易保护主义的空间。2014年至2017年，土耳其外贸状况已出现恶化趋势，土耳其贸易出口与进口比从65.1％升至67.2％，外汇储备从1069亿美元降为842亿美元。2018年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逐渐向国家政策领域延伸，新土耳其里拉的数次大幅贬值均与美土贸易争端有关。2018年3月，双方首先在钢铁和铝等商品的关税问题上发生分歧，新土耳其里拉重新进入贬值通道；同年8月，美国以土耳其扣押涉嫌参与2016年土耳其军方未遂政变的美籍牧师布伦森为名，追加对土耳其的贸易制裁，美土贸易争端出现扩大化趋势，导致半年之内新土耳其里拉第二次大幅度贬值。 

　　与一般的贸易摩擦相比，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正试图在WTO框架外联合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利用在市场、资本和技术等领域的优势“重塑”全球贸易体系，以期重新确立自身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优势。2018年7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布了双方致力于建立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联合声明，欧日双方已于同月17日签订《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个可能出现的以发达经济体的相对比较优势为标准的全球贸易体系，无疑将使土耳其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 

　　面对外部贸易与融资状况恶化，以及国内通货膨胀率高企，土耳其当局本应实施提升利率、压缩投资等紧缩政策，但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却限制了土耳其可能的政策选项。2014年以来，土耳其的失业率维持在两位数以上，紧缩政策有可能引发土耳其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恶化。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都承受了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人民币、印度卢比、印尼盾等货币普遍出现不同程度贬值。但土耳其长期存在的低储蓄率、贸易赤字、高失业率等结构性矛盾，在放大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负面影响的同时压缩了土耳其的应对空间。因此，尽管土耳其在2017年和2018年第一季度实现7.4％的GDP增速，但各方对其经济前景的担忧却不断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