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界理想是大国崛起研究中值得深入关注的新议题。研究中国的世界理想，应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乘持国际比较的视野，梳理中国世界理想及其实现维度的历史脉络，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世界理想的形成，剖析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内涵及其实现维度，探究中国如何实现对西方霸权的战略超越。中国素有世界理想，天下思想一脉不绝，朝贡体系为其古典诠释，和谐世界承继在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其后，与古罗马、英国和美国的霸权思想与实现路径形成鲜明对照。1949年以来，止跌起升的中国迎来一个真正的大时代，通过几代领导人的思想创新和外交努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从争取参与、有限参与走向全面参与，开始在全球治理等领域发挥引领性作用，习近平创新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中国新时代世界理想的形成。在思想理念上实现了对西方霸权理论的战略超越。中国新世界理想实现的切实路径是：抓住和塑造战略机遇期，推动国家利益全球拓展和国际治理变革；专注于东亚战略拓展，打造地区新秩序；聚焦"一带一路"建设，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强调经济手段作为主要战略拓展，致力于塑造开放型世界经济；强调文明互鉴的战略价值，夯实中国软实力。 

    关键词：世界理想；中国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比较；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门洪华，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网信办一教育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同济大学基地主任（上海邮编：20009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D038）、中宜部2017年度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世界主要大国海外利益拓展之路”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辆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引言 

　　世界理想是时代进步的强大动力，既是大国崛起的重要理念支撑、更可能引导大国崛起之后的战略指向。既有大国崛起研究多讨论经济、安全、地缘等因素，讨论软实力因素不多，涉及世界理想的讨论则颇为匮乏。 

　　《诗经·大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素有世界理想，天下思想一脉不绝，和谐世界承继在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其后。习近平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堪称中国世界理想的精准表达，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结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本文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角度，秉持国际比较的视野，梳理中国世界理想及其实现维度的历史脉络，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世界理想的形成，从世界理论的角度剖析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深刻内涵及其实现维度，探究中国如何实现对西方霸权（罗马霸权、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的战略超越，为塑造更美好世界贡献中国的理念力量，进而规划中国快速发展之后的战略路径。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探究大国崛起与世界理想的关系，确定分析框架；剖析罗马、英国和美国这西方三大世界霸权的霸权建构和护持战略，探究其世界理想的实现路径及启示；剖析古代中国的世界理想及其实现维度，寻求中国传统的历史渊源和当代启示；概述1949年以来中国新世界理想的形成，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和建构路径，提出超越霸权的中国世界理想方略。 

　　二、大国崛起与世界理想 

　　理想是人类主体对现实客体和主体自身的超越性反映，以预见的方式超前地反映现实的未来，这种未来不是现实自然发展的未来结果，而是以现实发展的可能性为前提，经人选择，并将要用人的能力去创造的未来结果。理想是对未来的合理想象，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一种意识形式。理想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鼓舞人们不断前进和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理想和思想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意志和想象的结合体其历史作用绝不亚于科学技术的力量。 

　　国家素有理想支撑。例如，传统中国的理想是国家理想（“大一统”）、社会理想（“大同”）与世界理想（“天下”）的结合，这是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一线不绝最核心的思想力量。国家理想是国家崛起背后的重要理念支撑，崛起为世界上的重要国家更需要世界理想的指引，其中使命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谓使命意识，从国家层面来说，是指特定国家将自身存在的意义、价值与目的同某种神圣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形成某种宏大或神圣的"叙事"，从而产生出一种带有极度自豪、自信的自我认识。这种特定的自我认识一经形成，便成为国家得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令举国上下时刻听从神圣事业之呼召，并以献身这种神圣事业为志业。这种使命意识是有的国家与生俱来的，如中国的天下理想与美国的"天定命运观"；有的则是在迅猛崛起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如英国的"自由帝国论"。 

　　世界理想的实现需要现实的土壤，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的努力所造就的并非世界帝国，而是分别在地中海地区和东亚地区形成了"治下的和平"。世界理想的真正实现是与世界历史的开创分不开的，亦与大国崛起之后的战略作为密切相关，其中秩序构想及其实现具有指标意义。换言之，世界理想只有放在世界历史中才有实现的可能。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第一次厘清了“世界历史”的概念，认为世界史并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特指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全球视野中思考，与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认为单个人的发展、单个国家中的任何个人的发展必须跟世界上一切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发展中揭示"世界历史"的客观性，强调生产和交往两种人类基本活动形式的重要性，指出“只有随着生产方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的现实意味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它是世界历史的直接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而世界历史形成的条件则是以大工业为标志的生产力与普遍交往的统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是打破封闭的民族和国家壁垒，使世界连结为一个整体，造就世界市场、世界民族，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马克思由此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剖析共同体的表现形式，认为经过人与人之间的“虚幻的共同体”资本的“抽象共同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共同体”等形式，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真正共同体，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共同体思想对我们认识大国世界理想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尤其为比较研究中西世界理想提供了哲学指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国崛起是国内外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物质因素（包括地缘、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固然扮演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但观念和理想的作用亦不可或缺。大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世界理想是造就大国并护持其地位的重要支撑力量。 

　　三、西方大国世界理想的实现路径 

　　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秩序建设实现其治下的和平。霸权的更替亦然带来震动，就像亨利·基辛格（Hcnry Kisingr）指出的，“似乎是某种自然法则起着决定性作用，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与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罗马霸权、英国霸权与美国霸权，或被称为“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itannica）”和“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ma）”，是西方历史上的三种霸权形态。这三者有着强烈的世界理想，具有追求霸权治下之和平的积极意愿和战略实践，在其霸权所涉领域和地域建立了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秩序。三者均有帝国的形态和心态，自视为"普世"秩序的建构者，肩负推动人类发展的使命。 

　　罗马是西方的第一个世界霸权，堪称农耕文明时代的军事征服霸权，也是一个以陆地为根基、陆海兼备的霸权。公元前2世纪，罗马在世界文明中独领风骚、傲视群雄。在三百年间，罗马将自己的邻邦逐一击败，成为意大利霸主，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对外征服史。罗马以城邦国家之身成就了广袤帝国之体.任何一个古代城邦都难以望其项背。罗马无论是从帝国的疆域范围还是延续时间上都在古代世界首屈一指。在其鼎盛期，罗马帝国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其最大边界东起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南抵撒哈拉大沙漠，西至不列颠，北至莱茵河和多璃河。"在罗马人的心中，罗马帝国在本质上、在概念上都是全世界性的。"然而，罗马帝国并不是全球性的。但在时人的观念中，罗马就是世界的中心与总和，几乎就等于他们的世界。这与中国天下理想所宜扬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颇为相似。 

　　长期征战的罗马人征服了辉煌的希腊文明，导致军事征服者被征服，希腊哲学、艺术和学术胜利进军罗马，改造了这个军事民族的性情，二者的结合造就了适合新世界帝国的法律、政府机构和组织，形成了为此后基督教所强化的世界理想：世界性国家是人类共同的家乡和"普世"和平的保障。这一理想曾长期支配着西欧世界，是其对外征服的重要原动力。然而、罗马实现其世界理想的途径却是野蛮的征服、以战争为契机拓展霸权。这与中国依靠文化传播和贸易优惠往来为主线形成了鲜明对照，二者的战略路径选择显然存在巨大差异。罗马帝国建构的主导思想是原始的现实主义，采取铁血政策和军事征服，它提供给被征服者的最大恩泽是公民身份。罗马帝国以建立对征服地区的直接统治为目标，采取轴心一轮辐统治方式，通过控制交叉资源对边远地区施展影响力，因此道路建设和造船发达方便了帝国中心与边远地区的资源和影响力流动。罗马人采取的统治体制是：在被征服地区长期驻扎大批军队，实行军事统治；同时派人帮助同化被征服的人民，鼓励他们接纳罗马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将同化视为比胁迫更有效的控制方式。当然，调练有素的罗马军团构成了巨大威慑。在罗马时代，霸权开始与帝国相关，并与帝国主义并列。尽管不时采取结盟战略解决自己帝国扩张或维持中的临时难题，但武力征服、军事对抗是罗马建立和维持霸权的一贯战略。罗马采取这样的战略不仅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不存在真正的对手和应该认真对付的大国恐怕也是造成这一战略选择的部分根源。当然，与这一战略选择相关的穷兵黟武、军队堕落、文化衰败、政治分裂、财政枯竭等国内原因最终导致帝国的败落，而蛮族入侵给了罗马帝国最后一击。 

　　英国是西方世界第一个真正的世界霸权，是从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急速转变中建构的殖民地霸权和海洋霸权。在其鼎盛时期，英帝国覆盖了北美洲大部分地区、加勒比海广大地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整个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甚至一度控制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英帝国统治下的人口和陆地面积甚至超过了法国、德国、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丹麦、俄国、土耳其、中国和美国的总和，总人口达345亿，，陆地面积是其本土的96倍，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但是，"英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并不为英国霸权所独有：1815—1853年是英国和俄国共有的时代，1853一1871年是欧洲均势的时代，1871-1914年是英国与德国共享的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英国霸权逐步形成了"自由帝国"的世界理想。所谓"自由帝国"，即强调自由、正义立宪精神的向外扩展，以"普世性"价值观满化殖民地，通过构建合理的治理机制来维护帝国秩序，并以审慎原则行事。英国的主导思想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19世纪50年代，亚当·斯密（Adam Smith）经济自由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英国不仅取得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而且将自由贸易的原则推行到欧洲其他国家及其殖民地，英国利用经济霸权从世界各地获得原料、自由推销产品，从而成为一个世界性国家。英国通过贸易、法律、文化等无形的力量把整个殖民帝国连成一片，这样既可以减少英国对殖民地承担正式责任应付的费用，又可以推进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商业原则。自由贸易提供了以商品替换武器、以商人替换土兵、以蒸汽船和游艇替换海军、以工业家替换贵族的机会，英帝国为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政治发展模式从而构成了其建立霸权的主导理念。 

　　当然，对于英国这样的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国家而言、现实主义也是其基本的战略理念底蕴。英国建立霸权的前提条件是欧洲均势的形成和维持、皇家海军成为海洋的主宰。早在18世纪末，英国就摈弃了先前征服欧洲的计划，维持欧陆均势、集中精力进行海外扩张成为其战略选择。为此，英国以防止任何国家控制欧洲大陆为目标，在16世纪和17世纪与法国等国抗衡西班牙，18世纪和19世纪初联合普鲁士等国抗衡法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联合法国等国抗衡德国，并长期信奉一旦干预就要动用绝对优势兵力的思想。英国对外扩张的基础条件是确立海上霸权。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总纲领是：控制海洋，控制世界贸易，控制世界财富。以海权为基础，英国超脱任何欧陆国家的挑战，在欧洲均势之中扮演制衡者的角色，并将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作为利益协调的基础原则，从而建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自由经济秩序。这一经济秩序具有多边主义特征，但英国并没有将之制度化，只是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初步建设。在安全问题上，英国有着强大的海军力量和易于防卫的岛国位置，尚无建立长期多边同盟的需要，因此，英国的安全同盟多是临时性的利益结盟，只是在其霸权衰落之后才与日本确立了固定同盟关系。在对外扩张战略上，英国采取的一般性模式是以军事扩张开道、随即实行直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最终建立全面控制权。与此同时，英国在尚未建立殖民地的地区寻求建立军事基地，寻求控制联结印度洋的战略要地，还派军队驻守在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波斯湾等地。但在殖民地的管理上，英国没有按照其国内政治安排来构造世界政治的意图很少有将自己的国内治理理念推向世界的冲动，这与日后的美国霸权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是第一个全球性、全面性霸权，更是一个陆海统筹的世界霸权。立国迄今，美国人一直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独特的文明体，自视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美国不仅要成为其他民族仿效的优于他人的国内民主生活的灯塔，而且要成为在道德上优于他人的国际行为的楷模。美国人坚信自己的“天定命运”是“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向人间‘新的耶路撒冷'”，按照上帝的意旨变革和复兴文明，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统一西方、重塑世界。其逻辑结论大致是：美国式民主优于他国，世界的命运应交由美国来安排，其他国家应该“认同民主、自由市场、有限政府、政教分离、人权、个人主义、法治等西方价值观，并把这些价值观念纳入它们的体制”。这在行动上被称为“输出民主（to export democracy）”。输出民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狭义上讲，它是指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被动接受；从广义上讲，它是指美国将其文化价值观传播给其他国家。 

　　美国对构建世界新秩序情有独钟，美国国玺上的文字“mnou sordo seclonm”的含义就是“时代的新秩序（a newonler oftheags）”。这里的"新秩序"不仅是指美国独立运动确立的以人民主权、共和制、联邦制、分权制衡以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为内容的市民社会的政治秩序，也包括国际政治秩序。美国霸权的主导思想是新自由主义。 

　　对一个霸权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保持了自由主义追求对外贸易、市场开放的心态，又强调了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从而将世界秩序和国际制度作为追求霸权的主要路径。堪为佐证的是，美国继承了英国所捍卫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强调国际市场的开放性，同时又将英国维系国际金融秩序的金本位制进一步发展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而政革为牙买加体系，以把握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美国的全球体系设计还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当然，美国霸权的主导思想中不乏极端自私自利和不吝于军事干涉的现实主义基底。美国建立霸权的主要途径是，，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各个问题领域建立国际制度，同时在重要的地缘政治领域建立固定的同盟关系，将这些制度安排相关联，从而建立起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体系。相比罗马需权和英国霸权，美国没有依靠领土征服、控制他国政府、掠夺资源等纯武力方式，而是强调理念的征服力量，，主要采取国家合作、经济控制、强制推行民主和军事遏制等制度手段来获取绝对收益，建立美国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占主导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