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双刃剑效应的进一步显现，世界迎来全球治理变革的新时代。由于各国所秉持全球治理思想、模式偏好差距甚大且竞争激烈，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世界仍将处于不同治理模式的激烈竞争中。基于此，中国全球治理战略的核心目标应是，抓住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契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成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倡导者、设计者、塑造者和引领者，积极承担推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理论探索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化安排，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局部全球治理，只有部分国家参与，部分问题领域被纳入，参与者和问题领域均受制于霸权政治，西方国家、霸权国家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等方面占得先机。

　　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既有国际体系和治理机制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全球治理体系日益体现出碎片化和多元中心的特征，全球治理的整体性方案难以落到实处。传统发达国家陷入低迷，新兴大国持续高增长，这一历史进程带来了现行全球治理结构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危机，意味着完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旧模式无法延续，这是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困境。同时，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主要应对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等治理议题的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捉襟见肘，从而产生了传统治理体系的进程性困境。

　　2008年首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启了全球治理转型与发展的先河。中国等新兴大国进入全球治理核心决策圈，各国在全球发展合作、经济治理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开始确立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定规则、定重点、定风向的主要平台作用。然而，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与发展，各大国既有深度合作，也存在着激烈的博弈，在全球治理的理念、思路和方略上存在激烈竞争，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可能导致世界政坛更加严重的分裂。全球治理危机四伏的现状和新型治理模式的前景，给了我们反思既有理论解释、构建新理论模式的契机。

　　首先，全球治理危机频发，尤其是美欧危机的爆发，促使我们重新解读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理论主要基于权力的物质资源，未能解释更多的权力维度，故而经常受到批判。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深受霸权政治的困扰，也常常为霸权国家所绑架，这是联合国全球治理地位弱化和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与意愿大大降低。霸权自身的不稳定影响全球的稳定性，成为全球治理难以摆脱彻底危机的核心根源。

　　其次，全球治理危机的爆发及其应对，凸显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彰显了大国协调的战略价值和国际制度重塑的必要。罗伯特·吉尔平提出霸权与大国政策协调并存的理论，强调多边管理与政策协调的价值。罗伯特·基欧汉提出的国际制度稳定论认为，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国际制度将不断发展，其发展并不完全依赖霸权国的意愿。基欧汉深刻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指出局部全球化世界的有效治理需要更为广泛的国际制度，防止全球化的停滞或逆转，需要发展促进合作、有助于解决冲突的治理安排。

　　再次，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呼唤新的理念和规则，为新理论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一方面，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严重滞后于全球化的现实，不能适应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另一方面，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并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核心动力，但在国际体系中尚未获得应有的地位与影响力。

　　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战略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治理转型发展同步，这既是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也是中国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

　　对新全球化的深刻认识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陷入低迷，复苏动力不足，增长分化加剧，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汹涌，民粹主义彰显。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发源地，并波及世界。在此危急时刻，中国挺身而出，主动倡导包容、公平、可持续的新全球化，积极承担起主导推动新全球化的历史使命。

　　提出并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理论创新和战略依托。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阐释命运共同体的四大内涵：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行动，国际社会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中央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一脉相承、互为补充。

　　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标签。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中国丰富外交实践的提炼升华，指明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崭新思路，代表了中国对未来世界的理想与愿望，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可以说，塑造新型国家关系代表着中国对自身与世界互动关系认识的新高度，是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密钥。

　　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基础性举措。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治理的状况。面对世情、国情的巨大变化，中国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明了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角。

　　注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担当发展中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桥梁，在全球层面推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落实，是中国应对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全球方略。中国一方面强调塑造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致力于通过增进互信、聚同化异、避免对抗、互利合作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避免并克服旧有大国关系中消极因素，增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追求合作共赢，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发展中国家关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并通过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参与G20机制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作为一项基于双边而遍及全球的战略部署，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对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克时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中国深刻认识到所在地区的治理对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示范性意义，致力于促进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建设。中国积极推进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积极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

　　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战略取向

　　未来5－10年是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实现全面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主要战略取向是：

　　第一，深化对新全球化的研究，丰富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中国致力于推动战略思想创新，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框架：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理想指引；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恪守和平发展的理念，创新和平发展的思想，夯实和平发展的基础；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为战略目标，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理想，以合作共赢为战略路径，强调发展和安全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以健康稳定为引领寻求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以亲诚惠容理念为引领重塑周边关系，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引领推动多边合作。上述思想创新可视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路线图，真正形成关乎全局的全球治理方案，还需要深入研究。

　　第二，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夯实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中国高度重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是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基础条件。当前中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和平发展道路为主线，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述国家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和落实，为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三，确定中国推进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全球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中国应着力构建一个与自身综合实力相适应、权力和责任基本对称、发展共同利益和促进本国利益相结合的战略框架，确立与其他国家实现在全球治理议程上的合作共赢目标。在推进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要积极倚重联合国、G20这两个居于优势地位的全球治理平台，加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明确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目标管理，注重推进大国在全球治理议程的协调合作，也要着重加强与新兴大国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之朝着公正、均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第四，稳定东亚诉求，稳步推进东亚治理，提出并落实东亚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要深刻认识到东亚开放性高、渗透性强的现实，以及经济、安全既有所分离又高度相关的矛盾存在，以经济合作和发展战略对接为抓手推进地区治理的深化。深化对地区公共物品的认识，与各国一道确立地区和平发展的目标，客观评估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诉求，做到既能够雪中送炭，又能够共享繁荣，从而深化东亚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东亚秩序的重塑。

　　第五，抓住重点，在中国熟悉、有优势的经济、金融领域深耕，以此为抓手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应大力推进G20从危机应对平台向长效治理机制转移、从侧重短期政策向与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确保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主动权和主导权。抓住国际金融秩序亟须重建的机遇，主导筹建和运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应在国际金融领域继续深化耕耘，积累经验，为新全球化时代打下坚实的战略基础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陈茜/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