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让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危机”和“变局”之中，尤其是进入“后疫情时代”，如何“寻找新机”“开辟新局”也成为重大时代课题。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强调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目的是“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2020年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明确了在“后疫情时代”推动中欧关系稳健发展的基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同样适用于中欧关系，“中欧作为世界的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作什么，具有世界意义。”这也意味着一种转变，“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不仅代表着“中国之治”，而且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这种世界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主张”

　　要在“后疫情时代”寻找国际关系的“新机”和开辟国际秩序的“新局”，就必须明确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方向，即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应当主张什么。

　　其一，主张团结。疫情是无国界的，在重大疫情面前，唯有团结才能共渡难关，合作要大于竞争、共识要大于分歧，这里的团结、合作、共识首先体现在国家内部。在疫情暴发之后，我国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形成了一个高度团结的防疫局面，在“保卫广大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共识之下，各方面力量通力合作，战胜了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我们的防疫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国家内部，而是积极“走出去”，努力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种“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体现在“防疫”之中，“后疫情时代”亦是如此，这也对于“后疫情时代”建构新的国际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各个国家树立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团结合作，才能寻找到“新机”、开辟出“新局”。

　　其二，主张稳定。疫情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分别对应于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两者互为保障。经济层面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稳定提供动力，而社会层面的稳定又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保障。当我们进入“后疫情时代”，要在危机中培育新机、在变局中开辟新局，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作为保障。

　　其三，主张开放，疫情防御是一个国际重大事件，我们要在“后疫情时代”寻找到“新机”和“新局”，就必须做到多个层面开放，如理念开放、政治开放、经济开放、技术开放等。理念开放是先导，只有当我们摒弃了“单边主义”的理念，以一个开放包容的理念面对“后疫情时代”，防疫局面会更加向善；政治开放是保证，“后疫情时代”尤其需要政治互信，其中就包括协商对话、政策沟通等；经济开放是“压舱石”，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开放，经济开放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所证明的，任何贸易保护主义、国际霸凌主义都会危害到“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技术开放是途径，要在“后疫情时代”打开国际关系的新局面，就必须充分依靠技术开放。疫情无国界，但“疫苗”的研发是有国界的，这就需要各个国家通力合作，竭力做到技术开放、共享。

　　“后疫情时代”的“严正反对”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时，阐明了中国关于中欧关系的一贯立场，即“中国要和平不要霸权”“中国是机遇不是威胁”“中国是伙伴不是对手”，这是在“后疫情时代”推动中欧关系和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声明，也明确表明了“后疫情时代”我们的“反对”。

　　其一，反对“霸权论”。一些西方国家在这场国际战“疫”中，可能走向了两个极端：在“防疫”之初，以“人权”的空洞口号代替了实质性的人权保护，认为中国最初采取的“封城”等防疫措施危害到了“人权”。但实践证明，“封城”等措施是科学防疫的重要手段，这也印证了西方“人权”主张的空洞性和反科学性，尤其是当后来的“封城防疫”等措施被证明为科学有效时，一些西方国家也纷纷效仿，此时的西方媒体却采取了大量的“双标”报道，让其“人权”口号真正沦为了一纸空谈；当疫情防控向纵深处推进时，一些西方国家却又步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即用“霸权”代替了“人权”，典型事件就是杀害和残暴虐待非洲裔，这也昭示出西方“人权”口号背后的“霸权”本质，这种霸权本质还深深反映在了国际关系中，如无端生出的“中国阴谋论”等，而且还把“戴不戴口罩”进行了政治性的处理。“戴口罩”本来是一个科学防疫的有效手段，但当它被强制性地理解为政治性的手段时，其背后的霸权逻辑就展露无遗了。因此，要在“后疫情时代”开辟国际关系的新局面，就必须反对“霸权论”。

　　其二，反对“威胁论”。无论是在“防疫”过程之中，还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都始终坚持“开放”的基本理念，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国威胁论”。疫情冲击之下的世界正在发生诸多变化，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也日渐凸显，其中一直存在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似乎已经成为了西方世界“熟悉的配方”，它不仅仅是一个“拉票神器”，而且是一个“甩锅神器”，譬如在疫情暴发之初，西方的一些政客和社会媒体就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污名化”操作，其背后的本质就是“中国威胁论”，这也是我们在“后疫情时代”所必须明确反对的。

　　其三，反对“对手论”。“中国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我们在“后疫情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遵循，尤其是面对无国界的疫情，它更需要的是合作性的伙伴关系，而非对手性的竞争关系，这就更加凸显了团结和开放的重要性。在疫情面前，通力合作要大于残酷竞争，凝聚共识要胜于各种歧见，这也要求我们用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合作”

　　要在“后疫情时代”寻找“新机”和开辟“新局”，就必须加强国际间的通力合作。

　　其一，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始终是中国在防疫过程中的基本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而且这种“初心和使命”不仅仅是用来“铭记”的，更是深刻反映在“防疫”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实现了“知”与“行”的高度统一。“后疫情时代”的以人为本，第一要务就是发展经济，只有经济繁荣才是国际关系正常有序的根本保证。经济发展是一种“可见”的繁荣，还有一些“不可见”的繁荣也需要我们特别予以重视，如文化繁荣、精神繁荣、心理繁荣等，譬如心理繁荣，此次疫情对于人们的认知、情感、意志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同的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恐慌、焦虑、压抑、担忧等负面情绪，这就要求我们做好国际性的心理防疫，始终以人为本。

　　其二，加强在疫苗研发、复工复产等多方面的合作。当前的疫情防控已经具备了“后疫情”的基本特征，疫苗研发工作也取得了若干重要突破，但疫苗的研发主要还是以各个国家为单位，迫切需要在核心技术层面的国际性共享，这是化“危机”为“新机”的重要保证。同时，在复工复产方面，各个国家也要精诚合作，尤其是处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更要抛弃贸易保护主义的念头，只有开放共赢才能谱写良好国际关系新篇章。

　　其三，加强在数字经济领域内的合作。此次疫情虽然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也催生了很多“新业态”，如线上课堂、远程医疗、信息传输、数据分析、农村电商等，已经构成了新的“业态之窗”，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的主流经济形式，对传统的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都产生了关键性影响，这也是“后疫情时代”推动国际关系走向合作的一条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