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竞争中，英国和俄国是两个最有影响的国家，并且彼此视对方为主要威胁和竞争对手。为了缓和矛盾与冲突，1898年8月，英、俄两国就山海关外铁路问题举行谈判。经过8个多月的交涉，英、俄双方于1899年4月28日达成有关铁路让与权的协定，意味着英俄两国互相承认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地区分别为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法国政府内部一致认为英俄协定将会严重损害法国的利益，特别是在英国享有垄断权的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法国政府在英俄协定正式签订之后，随即就是否需要与如何调整法国外交和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势力范围与门户开放两种政策之间的选择，展开一场讨论，并形成三种不同意见。

　　1.拥护门户开放政策

　　法国驻英大使康邦在1899年5月11日有关英俄协定的信函中明确拥护门户开放政策，认为势力范围政策不符合法国利益，其理由是中国的情况不同于非洲，在非洲一些稀为人知、前景不明的地区，追求大批领土是非常自然的，部分领土可能很有价值，可以采纳势力范围政策，防止英国的侵入。但是，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法国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中并没有取得优势。法国试图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云南和广东两省因受英国势力的辐射和牵制，事实上并不能谋求特殊利益，剩下的只有广西，但广西是一个多山、贫瘠的省份，民风剽悍，为清政府提供了军队，在越南边界与法国对抗；法国在广西执行势力范围政策只会导致严重后果，而不能获得经济上的补偿，得不偿失，这与德国在山东奉行势力范围政策不同，该省较为富庶，可以弥补德国在金钱上的损失。因此，在中国，法国“应该迫使英国遵守贸易自由的原则，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与英国争夺直至今日一直由它行使的垄断权”。再者，从国际环境来说，除俄国倾向在中国执行势力范围政策之外，美国、德国、日本与法国一样，也倾向门户开放政策，它们“都想使中国对它们的工业、商人和工程师维持门户开放;而对英国来说，门户开放是其传统政策，英国政府不可能不赞同与英国商业总的原则相符合的观点。因此，在英国将长江流域纳入势力范围以及改变门户开放政策之前，法国应该抓住时机，尽快确定自己的政策。否则，“英国人的想法变化迅速，当他们为了获取利益的时候，又会立即激发难以制服的激情”。

　　1899年7月30日，康邦在讨论对华政策的信件中坚持认为，法国必须“在中国领土完整和公共工程与商业方面维护门户开放原则”，坚决反对驻华公使毕盛主张的势力范围政策，批评毕盛提出的与英国商谈法国势力范围的主张绝对得不偿失，指出“1896年1月15日《伦敦协定》赋予我们在云南和四川两省拥有与英国相同的权利”，“广西只不过是一个人烟稀少、多石的贫瘠地区”，法国在中国有广泛的利益，仅仅让英国承认法国在广西东部和广东南部的权利而换取法国承认英国在富饶的长江地区拥有独占地位，肯定不值得。他声称，“我们必须拒绝同意势力范围政策，这种政策只能给予我们表面上的满足，但可以确保英国拥有长江地区，也就是说中国最富饶的地区”。同时，康邦解释他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要放弃法国已获得的各项条约权利，“既不会放弃1896年我们与英国签订的协定所赋予我们的权利，也不会放弃我们与中国签署的有关广东、广西和云南不割让条约所给予我们的权利，同时我们不会接受任何一个欧洲其他列强在毗邻我们边境的中国地区进行干预”。

　　商务司基于工商业利益考虑，与法国驻英大使康邦的意见较一致，主张门户开放政策，明确反对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和领事司的政策建议，效仿英俄协定，与英国谈判，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商务司提出，法国的情况和指导思想与俄国不同，俄国关注的是在中国北方保持政治上的行动自由，不必为其新兴工业寻找出口市场，因此它完全可以在不牺牲其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承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主导地位，以此获取英国对俄国在中国北部行动自由的保证。而法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并不局限在中国南部，而是分散在中国各地区。就经济利益而言，法国在北方有山西的铁路，在南方有福州船政局。此外，法国在长江流域也获取了许多经济利益，如芦汉铁路的大部分资金便是由法国提供的，美国拥有修筑权的粤汉铁路也有意引入法国和比利时的资金，四川的中法公司则在积极争取清政府同意它获得矿山和有色金属的开采权，而清政府拟建的西安至开封铁路也在试探引入巴黎荷兰银行资金，等等。如果与英国签订协定，划分势力范围，那么法国的上述权益将会受到损害，且很难保护法国势力范围之外的法国企业和法租界，“我们不可能再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因为它会认为在其他列强拥有特殊权益或者主导地位的地区，可以防止我们的任何干预，从而会拒绝满足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但如此，划分势力范围还将严重损害法国在中国享有的护教权，在保护天主教时需求助其他列强， 这就损害了法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和威信，正中各国列强的下怀，它们一直设法从法国手中抢走保护教会的传统角色。对于毕盛提出的与英国签订协议，划分西南地区势力范围， 商务司的看法也与康邦的意见一致，认为不但得不偿失，既“不能与法国向英国人承认的利益取得平衡”，“也不能弥补法国承认势力范围原则将给自己带来的不便和风险”，而且会增加中国对法国的敌意和抵抗。

　　2.主张继续执行势力范围政策

　　与康邦主张形成鲜明对立的是，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坚决主张继续执行势力范围政策。

　　他在1899年6月3日讨论对华政策的信件中指出，与列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暴力手段推翻他国政权、占领领土、直接进行殖民统治并导致流血冲突和混乱不同，列强在华推行的势力范围政策并没有占领中国领土，推翻清政府，进行直接殖民统治，也没有由此引发人民的反抗和起义，而是采取一种“科学的”、“更加切实可行的”、“不会遭被瓜分民族进行任何抵抗的”方式，即把中国划分成几个地区，列强通过它们彼此间的协定或者通过它们与北京政府签订的协定，在这些地区获得特权、优先权和垄断权。此前人们普遍担心这一策略会导致列强间的冲突，但英俄协定打消了人们的这一疑虑，表明列强愿意“友好”分配它们所追求的各方面权益。就法国在华利益而言，毕盛并不赞同康邦认为法国攫取在华势力范围得不偿失的观点，认为法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已获得部分特权，“这些特权仍然能够保证我们享受它们所带来的好处”，并列举：在甲午战争后我们签署了几个条约，它们赋予我们开发矿产、建筑铁路、在广东设立海军基地以及组建邮政局的权利。另外，我们还就芦汉铁路的开发问题进行了谈判，签署了有关合同，并设法使之获得批准。芦汉铁路虽然让与一家比利时公司，但该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法国。另外，我们还鼓励和支持一些隶属于我们的辛迪加，准备进行一些有益的事业，等等。毕盛虽然承认法国在中国南方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受到英国的觊觎和挑战，但他反对因此放弃势力范围政策，主张法国应立即与英国进行直接谈判，划定势力范围;确保法国在广西的优势地位，并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与英国分享在广东、云南、四川和贵州的利益;如有可能，将海南岛也纳入法国的势力范围。这样，法国“就将拥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地区，可以为我们的活动、投资和印度支那的工商业渗透提供舞台，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地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源以及成果的重要性来配置我们的力量”。

　　1899年7月27日，毕盛在讨论对华政策的信件中继续对康邦的观点提出反驳意见。他肯定康邦关于英、美、德和日本有兴趣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强调这一政策没有可行性，指出这些国家虽然表面上有兴趣维护门户开放政策，但事实上它们都不会放弃各自在势力范围内的特殊权利。相反，它们都在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如果放弃势力范围政策，“不能立即促使别国承认我们在某些地区拥有特殊权益，以致这些地区被我们的竞争对手夺走的话，那将是极不慎重的，这将会损害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康邦的门户开放政策主张如在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之前“肯定是一项最好的政策”，但在列强完成瓜分势力范围之后，“就不再适用今天的形势了”。

　　在读了康邦7月30日有关对华政策的阐述之后，毕盛于10月10日和20日再作回应，重申7月27日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门户开放政策不会给法国在自由竞争中带来任何好处， 法国与英、美、日、德等国相比，无论是在海军和商行、商船方面，还是在领事组织和报刊宣传方面，无论是在传教和学校教育方面，还是在语言和风俗习惯方面，都不占优势。毕盛写道，仅仅开放门户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知道如何运用我们的资源、宣传工具和产品打开门户，但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我们的扩张。毕盛还揭露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在输出帝国主义观念”，“是在不怀好意的动机下受到支持的”，“所有国家的目的无非是想占有长江地区的特殊权益”。他认为，指望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合作只是一种幻想，其结果只能损害法国的利益。他的结论如下：（1）势力范围确实存在；（2）势力范围将不断扩大；（3）英国承认想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形势的发展也有利于它构建势力范围；(4)如果法国仍保持目前的中立地位的话，那么，法国既不可能享有门户开放政策的好处，也不可能享有势力范围政策带来的益处，将被排除在中国的开发之外。

　　3.认为“势力范围”和“门户开放”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

　　与法国驻英大使康邦和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各执一端不同，法国驻德大使诺阿耶（Noailles）建议法国的对华政策不要被“势力范围”和“门户开放”束缚，非此即彼，主张“以我们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为武器，将这些提法搁置一边，既不讲‘势力范围’，也不说‘门户开放’，以便不在理论上约束自己，而更好地为我们的利益采取行动”。他解释说，法国在华有两种不同的利益政策：一为殖民利益政策；一为商业和工业利益政策。就前一政策来说，尽管法国拥有越南这一殖民地，但它并不属于中国领土；相比欧洲其他列强，法国在胶州湾事件之后瓜分中国的竞争中所得甚少，法国完全有权要求获得补偿，以便与其他国家保持平衡。因此，法国不能放弃势力范围政策。并且，如果法国公开声明反对势力范围政策，有与俄国发生对立的危险，影响法俄同盟。就后一政策来说，“我们应该希望在中华帝国的尽可能大的地方要求拥有最大的商业和工业自由”。换言之，诺阿耶主张势力范围和门户开放政策交替使用：在攫取殖民利益上拥抱势力范围政策，在获取工商业利益上则支持门户开放政策，以此谋求法国利益的最大化。

　　政治司的意见与法国驻德大使诺阿耶接近，调和了康邦和毕盛的意见。9月18日提交的有关法国在华政策路线备忘录中，政治司首先对门户开放和势力范围两种政策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并对英、俄、德、意、日各国的态度和政策作了分析，指出：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基于过去的条约，特别是《天津条约》的相关规定，排除任何列强在任何特定的领土上享有垄断权和特殊利益，中国向所有国家开放，允许自由竞争，根据各自的实力，包括政治、财经、工业、海军或者商业力量开发整个中国。而势力范围政策，系某些国家或者从地理角度或者从其他角度拥有便利条件，这使它们在某个地区排斥其他国家，享有优先权。在这两个政策之间，俄国由于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和金融实力不如其他列强，明确执行势力范围政策，并于1899年4月与英国签订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使得“其他列强不可能再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及东亚的日本也都在谋求各自的势力范围，“至少在它们各自边界的邻近地区确定保留范围”，“有权在适当的时候从容不迫地利用所获得的行动自由”。据此，政治司认为，法国也应该在与法属殖民地毗邻的云南、广西、广东和四川四省，与英国谈判，确定法国的势力范围，“至于瓜分势力范围的表述方式问题，我们可以很自然地采用俄国和英国已经采用的表达方式。根据这一表述，每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声明在分配给它的区域内保留建筑铁路和执行其他重大工程的权利，无需竞争”。另外，政治司明确赞同在长江流域与其他列强一道维持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惜“在合适的时候与英国的排他倾向作斗争”。

　　小结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内部围绕势力范围和门户开放政策虽然存在三种不同意见，但它们彼此并不完全对立和矛盾。法国驻英大使康邦主张门户开放政策，实质是不满足于法国在华势力范围，将门户开放政策作为扩大法国在华利益的工具，为谋求法国势力进入长江流域和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提供便利和依据。法国驻华公使毕盛主张势力范围政策，则是基于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现实，担心门户开放政策使法国在自由竞争中陷于不利地位。对法国和其他列强而言，“势力范围”和“门户开放”只是当时两种不同的侵华方式，前者为赤裸裸的殖民政策，后者为经济侵略政策，它们彼此并不矛盾，各有其目的和用途。从随后法国政府对美国三次门户开放照会的态度和反应来看，法国政府实际上接受了第三种意见，在维持自己势力范围的前提下支持和拥护门户开放政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题《法国与门户开放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