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金融化从广度上在全球范围扩张，从深度上纵向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到家庭或个体的日常生活，出现了一些关于“社会金融化”“日常生活金融化”的研究，学术界呈现出从研究经济金融化向研究社会金融化发展的新态势，正在出现越来越多采用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视角和路径研究金融化的尝试。

　　（一）社会金融化——社会学视角下金融的底层逻辑

　　伴随着金融工具的日益多样化、金融组织的日益复杂化，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首先出现了金融资产超过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增长速度超过实物资产增长速度的现象。在这种现象背后，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机制的改变，甚至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分化和整合机制的变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激励社会学开展对于金融的系列研究工作，以塞蒂娜和普瑞达主编的《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为代表的系列著作，反映了社会学开始成规模地介入金融研究领域。

　　社会学工作者尤其关注金融市场发展对社会公平公正的作用与意义，关注金融系统和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金融领域的运作模式和机制、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下金融制度与行为的差异等研究议题。卡鲁瑟斯和金主要基于欧洲和美国社会学关于金融化发展的研究工作，认为相应研究主题有三个领域：（1）聚焦公司治理，探讨金融如何受制于金融市场和机构投资者，受制于追求股票价值和短期利益等；（2）关于金融市场中金融交易的技术、方法和实践，研究其采用、传播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从述行性或操演性（performativity）的角度观察它们的意义；（3）从社会关系和网络的角度进行研究。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脉络下关注金融化对经济社会的总体结构形态和经济效率影响的分析，金融社会学主要沿着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从社会网络、权力关系、新制度主义、文化认知分析等主要理论视角出发，更多从社会关系和合法性等结构因素和制度逻辑解释金融市场的交易和组织行为。

　　社会金融化的关键特征，是金融逻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底层逻辑。到目前为止，人们沿着经济社会学分析路径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未来关于社会金融化的结构及演化发展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和拓展。

　　首先，将金融现象和金融过程视为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尤其应注重金融合约结构与相关行动者的社会互动过程。金融不仅是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而且金融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社会现象，我们有必要深入观察与分析金融工具的微观交易结构、制度基础、社会互动过程及其社会后果。金融学传统在于大规模计量和数理模型，鲜少关注数字计算背后的社会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近来极少数金融学者开始重视金融合约分析，即所有的金融工具不论是债券、股票还是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都可以理解为金融交易的中介合约。而从社会学角度看，作为合约必定有其社会属性，其获得社会认可的程度、性质，在不同的环节所蕴含的风险扩散和收敛机制等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社会学对金融现象的分析，有必要走出“剩余策略”，而直接面向复杂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的合约结构、行动过程及其社会属性。

　　其次，引入人类行为的社会性特征，构建更为贴近现实的金融市场分析模型。在金融社会学基础理论方面，有效市场理论、合理预期假说和资产组合定价理论是金融学最核心的理论基础，但其忽视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性特征。即使经济学家将风尚、动物精神、从众行为（herding）等纳入讨论，也只是将其视为有效市场的干扰变量。因此，在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更为贴近现实的有效市场模型，将深化人们关于金融市场秩序以及金融化过程的理解。例如，爱丁堡学派从科技知识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知识对金融市场的塑造和操演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不同于市场计算理性的新解释。

　　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行为金融学（Behavioural Finance）在解释金融部门如何增长、金融危机如何内生性地产生等方面的研究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重要研究成果。行为金融学不同于传统金融经济学关于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基本假定，认为金融经济学忽视了套利行为的限制条件以及投资者的非理性心理状态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实际上，金融决策是由情感、情绪、习惯、经验法则等决定的，这些因素通常被归类为个人偏向或社会偏向，个人偏向的最著名例子包括骄傲和过度自信，以及乐观主义和一厢情愿。而且，社会偏向当中一些具有特色的例子包括：社会共识和社会学习、群体性歇斯底里（crowd hysteria）、从众、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等。这对于说明金融崩溃可能如何到来的具体方式是很有意义的。但无论金融经济学还是行为经济学都以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及其变化为核心旨趣，从社会学视角我们还有必要深入考察金融市场的社会意涵以及金融活动与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影响。

　　再次，在中观层面揭示金融组织结构形态、演化及其动力机制。金融化过程不仅是金融资本自然扩张的过程，而且是诸多行动主体参与其中博弈互动的结果，有必要揭示金融化的具体组织与变迁的过程和机制。如弗里格斯坦和罗尔卡西的研究指出，在金融危机之前，大公司越来越多主宰了抵押贷款市场，其实政府出资的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和政府监管机构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司通过将上下游组织合并实现了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为金融欺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然而，大多数关于金融社会学的研究常常忽视了公司和政府等行动者的组织过程和机制。

　　最后，金融作为社会分化机制，既是社会问题的产生源头，也可能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有必要揭示社会问题的金融根源和探索金融改善整个社会民生福祉的路径。一方面，金融日渐成为深化财富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并连带衍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如马修·德斯蒙德（2020）《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描绘了金融支撑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上涨和获取超额利润，贫民区的贫穷人流离失所，以及贫穷与暴力、吸毒等问题聚集等社会现象。另一方面，资本在全球的逐利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公共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可持续发展及系统性金融危机等，促使人们创新能够兼顾社会发展（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等）和金融财务的双价值目标的金融投资模式，这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和重要的研究与实践议题。

　　（二）金融深化——经济学视角下金融的微观逻辑

　　从微观层面看，金融化的主要表现是非金融企业等的金融投资占比及金融渠道获利占比的不断提升。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提出了最基本的测量指标，即麦金农指标（Mc Kinnon Index，简称麦氏指标），即M2/GDP，该公式测量了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同年，肖提出了金融深化说。他们都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利率发展的绩效，因此主张实行宽松利率和经济自由化政策，这种思想主导和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21世纪初，不少实证研究工作从经济增长与效率、经济活动主体的信贷可得性等角度支持金融发展论。斯马特和李的研究指出，金融部门的快速扩展提高了全社会宏观杠杆率水平，有利于平衡生产过量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斯托克哈默则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上升，会使企业资产负债表账面数字传递出企业更好经营绩效的信号，而良好的财务状况有利于金融企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与投资。帕利结合1973－2005年美国的主要数据，根据企业资本来源概括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具体包括金融部门债务、家庭债务、非金融部门债务、金融创新、劳工报酬等方面的11个特征。帕利对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结合提出了积极、肯定的判断，认为金融业的繁荣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也为家庭提供了更多获得信贷和债务融资消费的机会，不断的金融创新扩大了资产抵押范围并激发了市场活力。赛瑞拉特等人的研究认为，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资金的流通性，拓展了资源整合空间，丰富了资本积累渠道，进而有助于实体经济获得资本和繁荣发展。

　　金融化研究中的早期学者更多关注宏观层次的金融化，即金融化导致的总体经济结构、社会形态和社会阶层矛盾等，并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非金融企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渠道。克里普纳指出，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了金融化趋势，80年代中后期达到一个顶峰阶段。在他看来，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停滞，非金融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是导致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重要背景。追逐最大化利润是资本的本性，克里普纳在观念上结合金融学家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指出非金融企业将资本转移到金融市场领域以获取来自多个市场的收益。德米尔通过金融资产与固定资产比率、金融利润与销售净额比率等指标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阿根廷、墨西哥和土耳其这三个新兴市场国家都出现了明显的微观企业金融化现象。张成思、郑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自2006年以来也出现了明显的金融化，2004－2013年间非FIRE上市公司对金融渠道的依赖程度（从金融渠道的获利占当年净利润之比）增加了7倍之多。随着非金融企业越来越深入参与金融市场，国际上对于金融化概念的定义越来越具体，愈加关注金融化的发生过程以及金融化对微观行动主体行为的具体影响，尤其是企业的金融化及其对企业微观治理结构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金融企业越来越依赖从金融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导致企业主体对金融市场的倚重，这一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企业内部的治理形式同外部环境的资本、信息交换受到金融市场、机构投资者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强烈影响。结果是，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管理和经营者具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力，削弱了企业的自主行动权力，企业成为机构投资者获得最大化回报的投资工具，从而忽略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企业的长期发展。

　　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脉络下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 Theory）理论的发展，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阿格列塔强调了金融化之下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化，指出在这一新的积累体制中，企业决策的中心是市值（股票的市场价格）与股利（股息、分红等），股东价值在企业目标中占据了决定性位置；人们奉行“股东价值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shareholder value）的管理理念，企业的利益分配、战略方向（如多元化或去多元化的专业化）都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原则。

　　企业的经营理念转向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意味着由追求企业长期发展和增长转变为更偏好追求短期利益的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如董事会制度、企业高管股权、期权薪酬制度。企业活动的核心从生产部门和一些外延的服务部门变为金融财务部门。而且，股东资本主义背景下，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裁员的方式提高业绩，这影响了企业员工的福利水平和长远稳定发展。

　　企业的金融化转向，不仅改变了公司的价值导向，影响员工阶层的福利，也塑造着企业的投资和创新行为。总体上，大多数研究认为，金融化行为抑制了企业投资，即金融化对企业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拓瑞和欧纳伦以英国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得出了十分相似的结论。李国武立足美国的现实经验，分析了公司的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指出公司金融化的趋势使得创新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出现了失衡，政府并没有直接从技术创新成功中获得相应的税收或知识产权收益，而金融行动者却利用自身的有利位置，通过金融市场攫取了与其贡献不相称的超额回报。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少数学者认为金融化促进了企业创新投资，因为金融化行为本身是一种短期套利行为，这种行为充当了资金的“蓄水池”，可以促使企业增加投资收益，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企业行为研究还捕捉到金融市场交易的微观特征及其发生过程。鉴于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壁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金融市场交易者面临的基本难题。关于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部分呈现了经济社会学家对经济金融化的分析视角和路径。　　

　　（作者单位：艾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金融与财政社会学研究所；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题：《从经济金融化到社会金融化——社会学金融化研究的兴起与展望》。《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