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都市空间与历史文化记忆

　　——数字时代的首都博物馆

　　Urban Space in Beijing and the Memory of History and Culture:Capital Museum in the Digital Age

　　作 者：

　　孙权

　　作者简介：

　　孙权，山东烟台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原发信息：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9年第20192期 第24-30页

　　内容提要：

　　在现代都市空间中，博物馆通过空间占位实现了对文化知识和历史记忆的专业化保存与再生产，抵御着日常生活对历史的遗忘，并凝聚着现代社会中离散人群的向心记忆。首都博物馆在北京都市空间中发挥着重要的效能，在实现了传统博物馆文化功能的同时，更融入了媒介技术推动下数字化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在媒介技术的协助下，首都博物馆不仅是知识再生产的空间场所，更具有塑造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不仅加强了地区身份认同，更是群体功能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都市空间的形塑上，首都博物馆实现了群体与个人、真实与想象、文化与历史的多重对话。

　　关 键 词：

　　都市空间/文化记忆/数字时代/首都博物馆

　　标题注释：

　　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北京都市空间与新民俗研究”(16WXB006)；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项目“后人类语境与当代新媒体的发展”(043175606800/007)。

　　期刊名称： 《文化研究》

　　复印期号： 2019年09期

　　[中图分类号]G122；G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9)02-0024-06

　　博物馆是城市历史变迁和文化风貌的集中展区，是城市记忆资源的密集供给源，也是留存城市历史、传承传播城市文化的重要资产。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博物馆行业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19世纪初期，世界上设立博物馆的地区还局限于英国、法国、德国与意大利诸地，最多也只波及美国的东部。如今，博物馆已经是许多地区社会文化的载体，成为特定文化群体内外的人了解该文化的工具。人们通过设立博物馆来象征和表现某种文化群体。

　　博物馆是在都市新空间中植入的一种文化寻根与记忆怀旧的手段，其馆址的建筑设计适应了都市建设的整体布局，而馆内展品的陈列也有着自身的逻辑结构。通过现代都市空间的占位，博物馆实现了人类文明的记忆连缀与现代人群体的自我认同。馆中的展品也为现代民俗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坐标。在现代新民俗形式流变的背后，通过空间占位实现了传统精神内质的延续。首都博物馆甫一建立，便成为形塑区域地方文化、展现城市风貌、凝塑文化记忆的空间场所，绘制了一幅参与当代北京社会文化建构的立体图像。

　　一、首都博物馆的空间占位与意义生产

　　首都博物馆是北京当地居民分享共享记忆的重要渠道，引导公众共创集体记忆。在当代建筑领域中，博物馆扮演了城市历史文化展示窗口的角色。承载了几千年古都文化的首都博物馆，以建筑自身容纳了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北京的“城市文化公共客厅”①。

　　一个地方博物馆的发生与演化是观察该地所属群体文化空间存在的重要角度。首都博物馆自1981年建馆便定位于地区性综合博物馆。旧馆位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孔庙内，鉴于旧馆古建筑展厅难以改造，遂于2001年开始位于西长安街的新馆建设，并于2005年建设完成投入运行，成为“北京作为国际化城市面向21世纪兴建的一座大型现代化文化设施和标志性文化建筑”，是“代表北京地区博物馆的标志性文化场所”。②新馆建设的目的是向公众展示首都博物馆历年收藏和北京地区出土文物以及北京历史、文物、考古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一座大型现代化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新馆展示了北京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精美的文物与城市风貌。

　　当代建筑学出现了向数字化转化的趋向，并为数字技术进步、建筑学现代性意识和自治渴求、后结构主义、复杂科学、可持续观念、全球经济及其他诸多要素所推动前进。一座实体建筑依赖于特定环境而存在，并由此体现出其独特性。这些特性来源于建筑排他性占位的场所，进而体现出一种“场所精神”。这种精神与建筑所在地的自然气候、地形地貌、文化、生活方式相呼应，可以看作是建筑所具有的场所性。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首都博物馆既使用了木材、灰砖石、青铜等中国传统典型建筑材料，又使用玻璃幕墙、钢屋盖等现代建筑材料，其背后反映了首都博物馆融汇古今中外的建筑理念。在一座以展示历史文化为己任的建筑物中，能够将厚重的历史感与时新的即在感结合起来，无怪乎首都博物馆可以成为寸土寸金的北京的一座地标性建筑。

　　与其他城市不同，北京不仅是地理区位的实有空间，更担负着特定的历史与现实使命。北京被称为首都，正如该词所直观展示的，是首要城市或行政首府。这种强大的政治隐喻在首都博物馆的命名中也可感受一二。同处于北京城中的国家博物馆与首都博物馆，两者地缘上的接近并不妨碍各自的职能定位：国家博物馆肩负了中华举国的一体化文化传承，而首都博物馆更像是北京城自身文化记忆的持续存在者。于是，在近似的空间里两者并行不悖，“国家”之大与“首都”之重在同一座北京城中交相呼应。

　　二、实体博物馆的文物在场与想象性真实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其著作《莎士比亚式的商榷》中开篇即说：“我开头就要提到的是我与死者对话的愿望。”③实际上，观览者对于博物馆的体验也像一场与“死者”的对话，无论是历史遗物、日常器物还是自然生物，被摆放到博物馆里的物品，已经是时过境迁或甫成历史的“木乃伊”。

　　传统博物馆的展示注重实体展品及文物的陈列与展示，注重文字信息的表达。因此，博物馆学家将博物馆的展示分为两类——藏品与藏品之外的展示物。藏品是博物馆存在、有别于其他机构的基础，是首要博物馆物，是展示的“信息源”；除实物外的其他展示物，都可称为第二类的辅助展示材料，是展示的“信息载体”。④鉴于实体藏品具有的首要地位，不妨将处于主流地位的传统博物馆称为实体博物馆。如果将博物馆的功能看作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那么实体博物馆的展陈便是以此为依据，通过科学系统的划分来展示陈列，在人类认知图谱上投下人类对宇宙万物及人类自身认识的支撑点。通过提供不同层面的证据与证据链，博物馆为一种观念认识的形成提供客观存在的依据，用一整套实物提供的证据系统来建构起观赏者的认知观念。此外，作为历史实物证据的保存、展示与诠释的主要场所，博物馆除了陈列实物外，藏品的级别、编号、名称、时代等各种相关信息都是展览中的必要组成，拓展了观赏者对信息的更全面认知。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对海量的藏品数据进行检索、归纳与深度分析，能够帮助人们对文物知识脉络的建立提供新的便利。即便技术发展了，实体博物馆的地位依然牢固。博物馆的实物陈列复原或还原了作为证据的实物本身，系统的实物和与实物直接相关的信息的综合展示，为博物馆作为城市空间中提供历史文化记忆的特殊场所提供了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因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越直观的信息真实感越强，所谓“有图有真相”，倒不如“实物即存在”来得真实性更强。“博物馆本身最大的价值是其信誉值”⑤，因为人们对博物馆展品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然而，历史的出场不总是“所见即所信”。历史的呈现与记忆的选择之间的裂隙为实体博物馆的历史效果带来的也不仅是真实性的不断自我确认，而可能是太多的信息塌缩。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其早期著作《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就以论战式的语气将对生活有助益的记忆与不食人间烟火的历史相对立。在他的概念体系中，历史主要意味着回忆，而记忆则意味着遗忘。他将历史和记忆描述成“强制性的二者则一”⑥。当一个博物馆参观者“眼见为实”的观望着实物而形塑起相关历史观念、进而不断回忆着某些历史断片时，是否还能雨露均沾地回忆或意识到那些在博物馆之外被遗忘的实物与历史？与惯常人们对历史与记忆之关系的理解不同，对于那些对历史的记忆有深刻理解、想要记住(有意地或无意地)被遗忘的事件的人，历史与记忆并未形成同一个视域的交集，而是分属于不同阵营的对抗者；历史与记忆由两者相互的界定得以确认。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书写是伴随着修辞与话语、记忆与遮蔽，充斥着虚构性和人造性，“同样也与在某一地点的某一人群有记忆的关联”⑥；那么，由此及彼地联想到博物馆展览，我们“眼见为实”的实物展览之真实，也只是历史巨浪中撷取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瞬间的一朵浪花，我们头脑中建构起的真实感与历史感也只是一种想象性真实。只不过，这种想象性真实与想象性历史整体观念的建构是由博物馆的实体展品支撑起的。历史的片段依托不断的观念填充连缀而起。在观念的形成中，实体博物馆尚有证据可察；然而电子技术的运用，其真实性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