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物质回归：托尼·贝内特治理性视域下的文化与社会

　　The Material Return of Cultural Studies:Culture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ny Bennett's Governmentality

　　作 者：

　　徐小霞

　　作者简介：

　　徐小霞，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符号学与文化研究，通讯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文汇东路6号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电子邮箱：xiaoxiaxu.good@163.com 712082

　　原发信息：

　　《文艺理论研究》(京)2019年第20191期 第63-71页

　　内容提要：

　　托尼·贝内特以治理性视角建构了关于新物质主义命题的系统理论话语和方法论，这点往往为学界忽视。本文旨在梳理呈现贝内特新物质主义议题的全貌，并对之做出辩证的评析和思考。贝内特将文化与社会及其两者关系重新治理性语境化时，大胆吸收法国后结构主义社会学家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聚合中的文化”观点，突出“文化”和“社会交往”的物质动态生成过程，赋予两者更具物质性和实践辩证的含义，揭示文化实践如何借助知识-权力的毛细血管调控和形塑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论文认为贝内特率先引领推动了文化研究领域内的新物质主义转向，为文化研究从经济政治学模式之外思考文化生产提供了新线索。

　　Tony Bennett has established systematic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on the New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ality,which,however,is often neglected by scholars.Based on intensive reading of relevant textual contents and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the article deeply and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s Bennett's New Materialism with 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reflection.It argues that Bennett has boldly assimilated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by the French post-structuralist sociologist Latour and others when recontextualizing,from the governmentality perspective,society,culture and their relationships.In this process,Bennett developed the idea of Assembling Culture to underscore the dynamic material generating process of culture and the social,giving them material and dialectical meaning,and revealing how cultural practices regulate and shape the social and social behaviors through the knowledge-power pattern.Bennett has pioneered the new materialistic turn of cultural studies,thereby providing a new clue for cultural study scholars to contemplate cultural production beyond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odel that defin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关 键 词：

　　治理性/聚合中的文化/新物质主义/社会交往　　governmentality/Assembling Culture/New Materialism/the social

　　标题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博物馆场域下的性别表征、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BZW033]。　　This article i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15BZW033).

　　期刊名称： 《文化研究》

　　复印期号： 2019年09期

　　英国著名学者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是当代文化研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已成为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镇。贝内特依托福柯后期的“治理性”政治思想，提出“文化治理性”①和文化政策研究，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成为文化研究从事实践操作的重要立论依据之一。近年来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整体出现回归物质主义的趋势，贝内特立足后现代立场，引领推动的文化研究新物质主义转向，尤其需要给予一定重视，因为正是贝内特率先在文化研究领域建构的关于新物质主义命题的系统理论话语和方法论，敦促物质文化研究获得了独立性。贝内特对文化研究新物质主义转向的重要建树以及系统思想往往为国内外学者忽视，为此，本文全面挖掘梳理贝内特新物质主义议题的全貌，并对之作出辩证的评析和思考。

　　由于治理性视角化了的“文化”被贝内特界定为“既表现为管理的目标，又表现为管理的工具”(“置政策”99)，前者意指艺术审美形式，后者是宏观层面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联接两者的节点则是治理权力。为此，阐明治理性、社会交往(the social，又译为“社会层面”)和文化三者间的具体联系机制是贝内特进一步深化其文化政策思想面临的理论任务，同时，也是将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联系起来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在对“文化”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解决上，贝内特还开创出既富含物质与实践内涵又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模式的另一种“文化生产”思路：视文化为人类与非人类各异质因素动态聚合产生的结果，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动态生成过程。贝内特将这一生成过程称为“聚合中的文化”(Assembling Culture)。

　　解决治理性、社会交往和文化三者的关系，涉及以治理性视角重新赋予“文化”和“社会交往”(the social)新的含义，重构两者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贝内特将法国后结构主义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与福柯的治理性融合一起，提出“聚合中的文化”(Assemb-ling Culture)观点，以突出“文化”和“社会交往”的动态物质生成过程，赋予两者更具物质性和实践性的含义，揭示文化实践如何借助知识-权力的毛细血管调控和形塑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这就与以意义和意指实践为基础的当代文化研究主流模式拉开了距离，显示了贝内特不满文化研究基于语言-符号学模式的文本唯心主义及其诱发的政治后果，积极探索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深度模式的新物质主义和历史化研究的决心：

　　我的定位是唯物主义的，它的含义一如布赖恩·穆恩(Brain Moon)所提出的：“物质主义的”这个词语现在应当“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展开，以表明一种分析方式，它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基础放在历史条件之中，而不是去建构一种在更为基础的原因之上的普遍的效果和表达。因而它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同，这里重在强调偶然性，即多种历史条件和力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生活和形式，而非遭受任何普遍决定力的制约。”“赞成这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文化研究，便是赞成文化研究将自己的关注点细致化、分化，具有一种密度历史的意味：去关注文化和权力具体关系的特定构成和功能，将它们理解为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条件和结果，以及引起的弥散的和复杂的组织效果。”(Bennett，Culture：A Reformer's 29)

　　贝内特的新物质主义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回应当代文化研究第二次范式危机作出的应对策略和理论范式调整。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理论范式自霍尔以降兴起了“文化转向”，“文化转向”一味夸大建基于语言表意系统的话语实践对社会结构的自足性和建构性，逐渐悬置了对经济分析和社会物质存在等根本问题的思考，抹杀了“社会”“社会交往”“文化”三者的界限，呈现出非历史主义的唯文本、泛文化的唯心倾向。文化研究的第二次范式危机其实质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归属这一核心问题有关，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最初得益于马克思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与经济(存在)、文化与社会间关系的研究。由于文化研究内部倚重的各种理论视角不同，对“文化”与“社会”这两个术语的理解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认识，“对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解释从来就不是一致的或固定的”(《本尼特》11)。

　　纵观文化研究对文化与社会(society)及其关系的探讨，实则是一个为反对经济决定论、不断扩大文化自足能动性而稀释“社会”的物质实在性的过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社会形态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基础的性质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和社会形态的变化更替。虽然马克思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认为它们依然最终受到作为结构性存在的、超个人的社会有机整体的决定和制约。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里，“社会”(society)既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体和不同构成层次相互关联的总体结构，也意味着一个与自然世界不同的属人的世界，它表现为一种以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点的物质性存在。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蕴含着深刻的客体与主体间的实践辩证法，但这种深度等级决定论模式的逻辑预设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思维与物质的二元结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暗含着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间二元性预设。

　　阿尔都塞力图进一步释放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物质效力和相对能动性，把马克思的“社会整体”结构说重新阐释为一种关系性构成而非实体存在，赋予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以相对自治的地位，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大厦各部分间，具有胶合剂的作用，它维系并再生产社会关系。虽然阿尔都塞突出了文化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各层次的复杂关联和相对自治，但他仍然坚持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力这一深度模式。他说，马克思的社会整体观是“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依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107-108)。

　　同样，雷蒙德·威廉斯进一步强调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与实践能力以规避刻板的经济决定论，呼吁一种“文化唯物论”，但他还是坚持文化依附于并被阶级关系所决定，而后者源自生产关系的经济结构。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明确了文化的物质实践性和自主性。与文化属于精神、意识等形而上层面，物质则是实在、存在的形而下的这种二元观念相反，威廉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强调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或一个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理解形形色色的物质、文化和文学等的生产。我把这种立场称为文化唯物主义。”(Marxism 5)威廉斯认为不但实物的生产是一种劳动实践，而且智性活动和作为想象性产品的文化的生产也是一种劳动实践，它们也具有改变、影响、介入人们生活的物质作用。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强调文化在改变和影响社会生活方面所具有的物质实践力量和能动效应，强调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间的复杂关联性。“社会”对威廉斯而言同样是一个结构性总体概念，文化塑造阶级意识的同时也被社会总体结构所规定。威廉斯指出，“文化”概念融合了“两种反应：其一是，承认某些道德与智性活动实际上有别于那些推动新社会发展的力量；其二是，强调这些活动——作为集中体现人类兴趣的领域——其地位不仅高于那些注重实效的社会判断过程，而且它们本身还具有缓冲和整合后者的作用”(《文化与社会》6)。威廉斯既强调文化改变和影响现实社会的物质实践性和能动性，又看到了社会与文化间的区别，以及社会对文化一定程度的规定性，使文化唯物论富含合理的辩证色彩。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依然为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深层模式留出了适当空间，实质上未能彻底摆脱物质与意识二元关系的旧逻辑；并且，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中，实现文化的物质实践效能主要依托意义和意识为中介，由此强化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地位，开启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文本性方向。

　　威廉斯、汤普逊和霍加特等人在批判刻板的经济决定论同时，格外推崇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传统。随着霍尔等人用葛兰西霸权理论对英国文化研究“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之争作出调停之后，英国文化研究在80年代受到各种“后学”思潮的冲击和影响，逐渐转向“后现代”，密切关注身份政治问题。

　　霍尔从福柯、拉克劳等人的话语理论中汲取了相应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又兼取德里达的“延义”思想，构筑出以语言—符号学为基础的一套理论话语，如“表征”“接合”“身份政治”等，将文化理解为符号、表征系统或“意义之图”，认为社会、经济、政治都是通过文化意义得以界定和建构，各社会集团间的利益之争便是利用符码和意义定义自身、他人的位置以及为世界争夺命名权益的意义之争。文化在霍尔等人那里发挥更重要的建构作用与自主性，具有能动地塑造和组织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实践能力，甚至文化的自主能动性被抬升到第一位的“准决定”地位上，“文化总是一种在场，并且是第一位的，存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实践之中，还从内部构建它们”(《本尼特》204)。在此，社会结构对文化的制约性和规定性似乎已荡然无存。可以说，霍尔几乎悬置了“社会”(society而不论，代之以基于符号—语言论模式的文本性构成的“社会交往”③(the social，又被译为“社会性”)概念：由话语和意义建构的身份位置和其随一定语境变化而不断被链接、再链接的一套变动不居的社会关系。

　　在此，有必要简要厘清society和the social的词义及指涉。此二者词义十分复杂，甚至有时被混为一谈。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指出，“society”现在有两个主要意蕴，“一方面，它是一个普遍的用语，用来表示一群人所属的机制(institutions)与关系(relationship)。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用语，用来表达这些机制与关系被塑形的状态”(446)。这里，“society”的普遍用语接近于“the social”含义，即人们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它的抽象含义则接近马克思、阿尔都塞等人的社会总体结构概念。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这两个词具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与含义，虽然词义的变化会依据不同学者的视角而有所变化。社会学通常将“社会”(society)作为一个统一的、有着确定边界的实体，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社会性”(the social)只是作为这个物质实在的一个层面而存在，“social”强调社会的集体性范畴而与个人“personal”相对，强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模式与社会关系模式”(阿雷恩·鲍尔德温等7)。因此the social又被译为“社会关系”“社会范畴”，均指涉构成“社会”的一个虚拟维度而与“the economy”“the political”“the national”并置。④

　　霍尔的“the social”也指涉人们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但这种关系主要是以符号和意指系统为基础的“身份位置”关系。霍尔宣称：“然而我却要说，社会(the social)‘如’语言般运作。当语言之比喻是重新思考许多基本问题的最佳方式时，就会有一种从认识其效用和力量到认为它实际就是如此的滑移。”(霍尔 陈光兴)霍尔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融入文化意义上的、变动不居的一套意义关系之中，由此抽空了“the social”概念中非意义指向的人们的实际社会行为和物质实在性，结果是，不但文化建构着且规定着“the social”，而且基于变动不居的意义关系之上的“the social”取代了社会(society)和社会结构等实体存在纬度。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为规避经济决定论，以意义为基础的“the social”消解了实体结构的“society”的本体地位，在思维与物质的两极上走向主观的意识层面这一极端，夸大了文化和意义对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建构作用和能动性，完全抹杀了经济和社会对文化的结构性规定作用；并且由于将“文化”指认为一种表征实践，它仅在抽空了历史条件的语言符号层面在运作：“文化的功能像一种语言，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意义生成机制”(《本尼特》213)，抽离了“文化”自身形成和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致使文化研究走向唯文本和意义分析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不但使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陷入范式危机，而且带来的直接政治后果是把注意力放在文本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上，将文化完全归结为政治，社会政治被贬斥为文化政治而缺乏实际有效的政治行动和政治干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