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财富差距、收入差距扩大是现代技术和规模化商业模式所致。政府要做的显然不是禁止技术革新，更不是阻挡全球化，而是要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给那些在竞争中不幸运或者天生人力资本不足的人提供体面生活的机会，畅通上升渠道、保障底层才是上策

　　《中国经营报》刊文说，有报告表明，在短短15年间，世界最富的62人的财富增长了5000亿美元，可同时，世界最贫穷人口里的一半人的财富减少了10000亿美元；世界最富有1%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多于其余99%的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经济危机以来，世界贫富悬殊的鸿沟不仅越来越大，而且富人变得更富的速度也更快了。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似乎势不可挡。《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也在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那么，世界性收入差距恶化到底因何而致?是像反自由贸易者所说的，是因为全球化?还是像“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推动者所指责的，是因为现代资本家的“道德沦丧”“过度贪婪”?还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陈志武在《经济观察报》刊文说，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现代技术和规模化商业模式所致，而中国又存在独特的制度原因。

　　现代技术带来创收能力差别

　　以腾讯公司为例，虽然这个互联网公司成立于1998年，但13年后的2011年，收入已达280亿元，利润接近120亿元。按照1万名员工计算，腾讯人均创收280万元，人均利润120万元。相比之下，2011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在4万亿元左右，按3亿农民计算，人均创收1.3万元，不到腾讯的二百分之一。这样一来，农民收入远低于腾讯员工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什么腾讯的创收能力超越农业这么多?是否腾讯的员工比农民更贪婪呢?其实不然。关键是农业跟腾讯的经济特征完全不同，两者的产出函数不一样。

　　农业的产出与投入之间有极强的线性关系，这限制了农民创收空间。每亩地所需要的劳动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独立的，每人每天只有24小时，即使不睡觉不休息，农民的收入也不可能太高，这就是几千年来没有农民靠种田种出亿万富翁的原因。实际上，产出是投入的线性函数不只是农业的特征，许多传统行业也是如此。新闻媒体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般的新闻稿子需要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刊登一次后基本没有再使用的价值，每天的新闻稿还是要日复一日地写。传统纸媒的收入跟投入之间接近线性关系。

　　而腾讯的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在腾讯QQ空间里，一顶虚拟帽子的设计可能要几个设计师与程序员花几天时间，而一旦设计好了，虚拟帽子卖一顶一块钱，卖100万顶创收100万元。由于虚拟帽子销售是电子记账收费，每卖一顶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所以，腾讯卖一亿顶虚拟帽子跟卖一万顶在成本上几乎没有差别，但收入却有天壤之别，他们的赚钱能力空前地高。微软的商业模式也有类似特点，一旦微软把系统软件开发好，它卖一万份还是卖十亿份，总体成本差别很小。金融服务业的产出与投入关系也具备类似腾讯的规模效应，并且因为其对信任的超级依赖，使得这个行业更趋向于“赢者通吃”。

　　如果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强行对腾讯、华尔街这样的金融业的收入设限，那么只会打击其发展与创新的积极性，社会与经济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现代经济不仅对类似腾讯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依赖度越来越高，对华尔街金融经济的依赖度也在日益上升。所以，只要这些行业对社会群体是开放的、机会是平等的，就不能因为张三有本事进去而你没有相应的人力资本进入，而要求政府多干预、对他们多征税。

　　全球化带来创富机会差距

　　姚明在退出职业篮球赛之前，平均每打一场球的收入是25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5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近30个中国家庭的年收入。今天姚明打一场球，跟70年前的篮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时间和消耗的能量力气差不多，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70年前球星的数百倍、甚至一两千倍。

　　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劳动价值论计算，一项经济活动的价值等于劳动时间乘以单位劳动时间的平均社会成本，那么，姚明一场球赛值多少呢?假如在美国姚明级别的人每小时劳动成本为1000美元，一场球赛按两小时算，也就是2000美元。用劳动价值论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

　　今天跟70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70年前，一场篮球赛只有现场观众享受，即使门票贵到200美元一张，有1万名观众，主办方也只能得到200万美元的收入，除此之外主办方没有其他收入。可是，今天的篮球赛与其说是给在现场的观众打的，还不如说是给场外数量达到数亿人的美国与中国观众打的，这些观众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视频观看实况，也可以在比赛之后通过互联网下载观看。

　　这种因为电视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济和体育打破了国界，带来了受众数量级的巨大变化，使同样一场球赛、同样多的劳动付出带来了不同的价值。所以，姚明每场球赛的收入这么高，不是他比过去的球星多做了什么，而是现代科技和全球化秩序帮他做了很多，使他的人力资本增值，让他的劳动所能带来的价值大幅提升。

　　换言之，现代技术和全球化使“赢者通吃”更上一层楼。

　　过去，各城市、各地区都有当地的体育明星，虽然大家更想看世界明星的比赛，但是由于交通运输障碍、电视与视频的不存在，绝大多数体育迷的梦想不可能成真，因为世界明星不方便经常到各地去参赛。所以，以前大家只能在当地看本地选手的比赛，不会太过瘾，但比起没有比赛可看还是好了很多。当然，这样一来，各地的体育明星都有可靠的铁饭碗，不用担心世界级明星抢走他们的本地比赛机会。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在姚明们和普通职业球手之间，是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冰火两重天，他们的收入差距比几十年前拉大了许多倍。

　　而唱片、录音带、影碟的出现也使世界级文艺明星和非明星之间的机会鸿沟、收入鸿沟被大大拓宽了。学术界也如此，“赢者通吃”局面日益加剧。

　　交通技术、媒体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拓展了人生阅历，而且大大提升了生产速度和效率。但是，也免不了造成许多其他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是贪婪、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致，还是人类社会日益进步的副作用?这值得我们深思，否则我们就会对当今社会、经济做出误判。

　　新的商业模式挤压中产阶层

　　在传统的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社会，一般人都有中等收入机会。

　　在铁路、汽车、飞机、电话出现之前，各村、各镇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场，那时没有像沃尔玛这样的连锁店集团公司，任何规模化的家电日用品生产、运输与销售都不可能实现。人工运货的距离也许可以达到二三十公里，但更远则体力难以支撑，即使马车和驴车可使运输距离增加，但由于没有现今宽阔的公路网，马车运输的有限容量和高额成本还是极大限制了生产规模与市场范围的扩张。

　　因此，张三在张家镇、李四在李家镇可以各办一家杂货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办得太大，张家镇和李家镇甚至还可以容纳多家杂货店。从这种意义上讲，正因为每家杂货店规模都小、需要的创业资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创业意愿和能力，多数人都有机会筹集到所需资金、进入“企业家”阶层。

　　多数人有从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机会，这是培育并维持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于太离谱的重要前提。一旦中产阶层占多数，社会稳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产者有恒心，稳定会是他们的自然偏好。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以前开饭馆、开理发店或者种田的选择空间比较大，“创业机会”总体比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没有现在大。当年的地主也许真的富有，但没有几家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几千倍、乃至几万倍。在我们的记忆中，传统社会温情脉脉，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千千万万夫妻杂货店、夫妻餐饮店，这些夫妻店是中产阶层主要的生存形式。

　　但是，随着交通运输与信息技术的变迁，商业和餐饮业也在经历公司化、规模化的发展过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规模化零售公司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更方便地买到物品，消费者和创业者双赢。

　　但规模化零售也给社会带来挑战，它们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从生产厂商采购，利用现代物流低成本运往各地，由于采购量很大，掌握进货的定价权，能把进货价压到最低，进而能大打价格战。相比之下，夫妻杂货店的规模小，它们进货没有砍价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厂商给的价格。所以，规模化公司化零售有极强竞争优势，夫妻杂货店很难生存。于是，今天人们做“小本生意”的机会越来越少，中产阶层难以扩大。

　　总之，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手工业这些传统夫妻店行业，这些年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去夫妻店化”的洗礼，被一个个大公司取而代之。社会因此失去了众多中等收入机会，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阶层，让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出现更为严重的分化。

　　只是这种分化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或贪婪而来，而是企业家利用现代技术带来的便利，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了进货成本和改善了运营效率。这样，他们比传统夫妻店更能给消费者优惠的价格、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商品选择。但副作用是他们挤掉了众多夫妻店，扩大了社会财富差距。

　　股市提升财富数量级

　　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的扩大也跟资本市场有关。

　　过去，说“张三很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并且积攒下来没花掉”，“有钱”指“过去的收入”。在过去的世界里，成功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万两银子户”、百万富翁，而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富不过三代”的诅咒会终止创业者后代的收入流。因此，没有股市的社会里，再有钱的人家也不会富得离谱，收入差距有限。

　　可是股票市场改变了这个局面。股市给上市公司股票定的价，从本质上是对未来的定价，是对创业者创办的企业之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定价。现代公司治理让公司能脱离创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经营下去，使公司的寿命没有明确的上限。

　　于是，微软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值可以有2000多亿美元，盖茨20多岁时就成了亿万美元富翁。同样道理，李彦宏和马化腾都是30多岁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股市让他们不需要等几十年、几代才能享受创业的果实，而是现在就能把公司的未来变现。

　　这说明，虽然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企业与个人都有未来收入预期，但以前没有资本市场，没办法对未来收入预期做定价，也没办法把未来收入转变成今天就能算数、就能花的财富，因此，过去即使张三创业成功，有很好的未来收入预期，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由此看来，今天有那么多亿万富翁，部分原因是资本市场所致，因资本市场对未来进行定价而来，是资本市场量化了未来收入预期才有了那么多的亿万富翁，而不是因为企业家、资本家更贪婪或更剥削的结果。对于由资本市场带来的这种财富差距幻觉，政策和法律层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应，因为过去和现今社会都有未来收入预期，只是一个没有对这些定价，另一个对此进行了定价。

　　结语：应对贫富差距的恶化，政府要做的显然不是禁止技术革新，更不是阻挡全球化。因为抑制革新的动力、降低全球化的激励都会逆转人类社会的进程。各国政府要做的是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给那些在竞争中不幸运或者天生人力资本不足的人提供体面生活的机会，畅通上升渠道、保障底层才是上策。

　　本文来源：舜网-济南日报责任编辑：黄欢_NN1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