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安宅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边疆性”概念, 并且认为经过一系列的边疆社会工作, 可以使“边疆性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 这个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创新, 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探究意义。对于李安宅的“边疆性”与如何消解“边疆性”的命题, 曾经在中国大陆学界引起过一定的关注, 但随之未能引起广泛的讨论。对所谓的“边疆性”进行解构, 应当对应地看到现代性即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其观念所导致持续进步的社会体验, 而缺乏这种依靠科技而持续进步的地区则呈现出“边疆性”来, 民国时期的所谓边疆在相对意义上是落后地区的代称;只有进行对比的双解构, 才能得出何谓“边疆性”, 何谓“边疆性”逐渐消失的结论来。今天探究“边疆性”这个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 以及那个时代中国学人对边疆研究关注的缘由, 有利于我们今天边疆学原理研究的进行, 有利于现今中国新边疆观研究得其学理构成的启发。“边疆性”的内涵还未被学界充分认识, 这个命题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边疆研究; 李安宅; 边疆性; 现代性; 边疆理论;

　　作者简介：孙勇 (1956-) , 祖籍河北,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边疆问题和理论研究。王春焕 (1961-) , 女, 山西寿阳人, 西藏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西藏社会、边疆问题和理论研究。

　　一、“边疆性”是边疆研究中一个值得探究的概念

　　近现代中国发生的三次边疆研究高潮, [1]都是与国运紧密联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的笼罩之下,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 中国再次面临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巨大危机, “救亡图存”的任务又一次摆在国人面前。学界继清末兴起抵御列强为主要目的的边疆研究之络, 在更大范围内显示出超常的学术热情, 边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进一步拓展, 各地陆续建立了有关研究机构和创办相关学术刊物, 有的机构与刊物还得到了政府的资助。[2]后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作检索, 认为那个时期全国涉及边疆研究的机构众多, 刊物也达百种之多。[3]可以认为, 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人员以学为国, 形成若干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 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4]当时的一些大学社团和学者受“西学”影响, 将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研究中, 收获颇丰。对照清末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时, 研究者多在史地研究方面浸润且研究方法不多的局面, 在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时的研究者, 借助“西学东渐”之功, 将大量现代学科引入研究, 更具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在此期间, 有的学者能够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提出研究的目的, 创新了一些边疆研究的概念。例如, 吴文藻、杨成志的边政概念, 其内涵外延得到当时学界与政界的公认。还有李安宅在其专著中提出的“边疆性”也是一个新概念, 具有新的内涵与外延。需要说明的是, 几十年之后袁剑在2010年所提出的“边疆性”概念, [5]与李安宅在1944年所说的“边疆性”表面上并没有顺承关系。袁剑的“边疆性”明确的是在清代中国的国家战略问题下的概念, 即“指在清代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对中国自身边疆问题的多角度的、具有反思性的整体性操作战略。”袁剑的观点起于对“新清史”的研究,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 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李安宅等人的边疆研究新概念, 即“边疆性”多少还是有关系的。限于本文论述范围, 对袁剑的论题将另行文讨论, 凡与李安宅学术无顺承关系的其他学者提出的“边疆性”概念也略过不论。

　　著名学者李安宅, 生于河北省迁西县洒河桥镇一书香世家, 自幼便有优于一般家庭的教育条件, 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中文开蒙到接受“新学”的学业。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多次出国学习交流, 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造诣。广泛参加过中国边疆实地调研。1941年任教于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并负责该所工作。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政策研究室工作, 进藏后在昌都、拉萨等多地任教, 后返回内地参加西南民族学院教学活动。1963年任教于四川师范学院 (今四川师范大学) , 教授英语并整理其旧作。其在学术生涯中所做的贡献巨大, 所提出的观点至今依然对边疆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李安宅是民国时期“华西边疆学派”[6]的中坚, 也是这个学派后期的领军学者和代表人物。[7]中国大陆学界中也有将其归到燕京人类学或华西派人类学学者之列的。

　　从《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8]《李安宅与华西派人类学》[9]等文献资料中, 可以大约看到李安宅与当时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们多有交集, 与陶孟和、顾颉刚、吴文藻、罗忠恕、张逢吉、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等人多有来往, 也与林耀华、柯象峰、徐益棠等人有学术交流的过往。李安宅对吴文藻等人倡导的边政学 (边疆政治学) 持支持的态度, 也与顾颉刚等学者有着“裨补民族复兴之工作, 俾尽书生报国之志”的相同追求。

　　抗日战争时期, 随着国民政府及其部门的西迁, 有一批大学随之迁到西南后方建校, 其中迁建的华西、齐鲁、金陵、金陵女子大学等校, 在成都继续进行边疆研究并组建有关研究机构。1941年, 这几所大学发起成立的中国边疆研究学会, 成为当时迁建学校中在边疆研究上有代表性的机构之一。[10] 20世纪40年代初, 以边政研究作标志的中国边政学会, 编辑并定期发行综合性刊物《边政公论》, 对中国边疆研究与普及等方面的工作大有促进。李安宅本人为《边政公论》创刊号撰稿, 以及之后多次在《边政公论》上发文, 均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边地研究为内容。

　　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期间, 李安宅多次深入到中国西部藏地调研, 发表有关调研报告和论文;经多年积累, 其撰写集结成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于194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重版) 。从那时起到现在, 仅在这个命题上看, 李安宅系国内第一个提出“边疆社会工作”的学者, 也是第一个将“边疆性”与“消除边疆性”命题同时作论证的学者。李安宅在该书中明确提出:“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 即在边疆性之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11] (PP.79-80)

　　李安宅认为边疆的“边疆性”之所以能够逐渐消失, 在于:“由着我们的协助, 促动边民的自助, 而使边疆工作者成为一般的专业工作者”, “到了那个时候, 便不是边疆工作, 而是各种的专业工作, 如医药、工程师、畜牧师、工业化学家之类的工作, 这些工作, 只有其各行的技术问题, 再不必需兼为边疆而有的适应技术”。[11] (PP.79-80) 简而言之, 在如此这般的过程之后, “边疆性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了。以今天的学术研究视野和方法回望, 李安宅所说的“边疆性”不宜简单地归于“社会工作”的范围, 似应有着较深的含义。从笔者的角度看, 其“边疆性”究竟是对边疆的一种地域性社会状态的描述?还是对边疆工作 (具体到社会工作) 内容与性质的一种框定?或者是对依附于边疆问题上诸多对策的归总?甚至是在哲思之后对边疆工作涵义所做的意味深长的揭示?这需要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应该看到, 由于这个概念涉及当时国人对边疆属性的认识, 也涉及后人边疆研究的视角, 包括今天我们是否需要打破边疆研究的某些窠臼, 推进边疆研究理性的新认识, 因而“边疆性”这个命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二、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中的边疆属性认识

　　边疆性概念, 是人们对边疆现象的属性认识, 有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综观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界, 受当时外国学者 (尤其是在华传教士学者) 的影响, 1确定以少数民族地区为“边疆”的观点以至成滥觞, 即多数学者乃至文人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同于“边疆”, 无论是地理处于腹心地区还是边缘地带, 只要杂居或聚居有少数民族, 都谓之以“边”。例如著名文学家 (也是历史文物研究家) 沈从文的作品《边城》, 就取材于中国腹地川湘交界的土家族、苗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 即是明证。抗战胜利之后, 有边疆研究学者提出过这样的研判:“边疆所以不与内地相同的缘故, 就其自然条件而论, 不在方位, 而在地形;就人为条件而论, 不在部族, 而在文化。”[12]李安宅在其他人谈中国陆疆之“边”时曾明确指出, “国人之谈边疆者, 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 非国界上之边疆。如东南各省以海为界, 本即国界, 而吾人均不视为边疆, 川甘青康地在腹心, 反称之为边疆, 诚以农耕畜牧之不同, 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所以分也”。[13]李安宅敏锐地发现和指出了这个问题, 但并不意味着学界能够纠正这种谬识, 包括李安宅本人亦不能突破这个窠臼,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其所做的研究基本上就在“川、甘、青、康地腹心”, 依然被人们称之为“边疆研究”, 他自己也是在这些地方的研究中提出了消除“边疆性”的命题。这样似为悖论的现象为何能够产生, 并且延续至今, 例如当今学人中依然有专注于省界边地研究的, 这个现象值得思考。

　　尽管民国时期没有进行官方正式的民族识别活动, 但在民间对族群的“我识”与“他识”是广泛存在的, 其中又多有歧视性的称谓, 学界、政界多次提出要纠正族群之间的识别用语, 取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称谓, 并且在政府行为中首先在学校教育和书籍出版中得到施行。[14]在这一时期的学界, 对是否实行民族识别众说纷纭, 多数人倾向于不搞或不宜搞民族识别。杨成志直截了当地提出:“同生长于本国领土内之人民, 均是中华民国国民, 在理论上, 实不必有民族之区分, 况值此大中华民族正处危急存亡当中, 更不宜有汉、满、蒙、回、藏、苗、夷界限之划分。”[15]然而, 由于历史的积淀, 对不同于中原地理风物的地方视之并称之为“边”的做法并未有多少改变, 可能有“因为当时的民族问题很敏感”的因素, 各界都尽可能不以“民族”为题去探讨相关的学术问题。[16]但研究还是要做的, 于是民国时期以“边地研究”代“民族研究”遂渐成风, 从事对“川边”“藏边”“滇边”等民族调研的学者数不胜数, 学者的眼界以及研究工作几乎集中在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

　　囿于当时的视域, 中国海疆问题少有人研究。尽管早在1903年, 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论文《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中提出了中国海疆与中国命运的关系, “海权”问题引起了部分学者与社会贤达的关注, 但在陆疆问题研究上的著述依然较多。1928年, 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引起了政界、军界与学界的关注, 随之做海军军事对策研究的人增多。[17]但当时无论是海疆研究还是陆疆研究, 在边疆的属性问题上, 研究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对边疆现象的学理分析——皆因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够。在中国这样陆海地理复合体的国家, 自古以来政学两界更为重视的是陆疆的缩盈, 亦即十分重视国家政权对陆地疆域的控制, 2对陆疆边缘地区问题的研究始终是第一位的。近代中国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中, 研究者们多数集中于陆疆尤其是对西部边疆的研究。[18]至民国时期, 中国近代以来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时依然如此。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 学界集中于对中国陆疆边缘地区西部的研究, 与抗日战争时期对学术相关研究的需求相符合,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李安宅在当时的环境下, 基于陆疆所提出的“边疆性”的命题, 似是顺理成章的。

　　绝大多数国家以陆疆建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规律, 中国自古以来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大体继承了清朝的疆域, 其时政界和学界也基本达成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中国国家发展前景的共识。如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宣布:“枢机成于中央, 斯经纬周于四至, 是曰领土之统一。”1912年3月11日, 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孙中山的宣言书的精神相一致, 提法与条款上写的更为完善, 其中对当时的国家领土和议会形式均有明确的规定。3民国政府时期的临时约法和宣言, 表明国家建构的大体原则与方向已经确立, 而进一步的实践是需要时间的, 以至于学界的研究需要逐步理清各个民族居住地与边疆地区关系的性质。4以此为观, 政界与学界那时在对中国的民族和国家的认识上既有很大突破又存在一定的局限。突破, 在于接受了外来的新思想, 推倒了数千年的封建传统国家体制, 以共和的形式建国;局限, 在于“居中守边”的陆疆条件未变, 对如何处理共和体制下的陆疆边缘地区的事务, 无论是理论准备还是实践总结都只能如此。

　　随着列强的扩张, 英印、沙俄、德国与日本等国侵入中国,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使得国人在国土沦丧的危局中, 痛感边政之重要, 陆疆保底之紧迫。抗战时民国中枢机关与经济主体不断西迁, 究竟最后可以坐实在何处?政、学、军各界不进行边疆研究是不行的。由此, 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无论是政界或学界, 都将主要视域集中于中国陆疆的西域部分, 这是由国家形势变化所决定的。

　　李安宅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边疆性”和“边疆性最终趋于乌有”的命题。以后来学人细分学科法观察, 看似李安宅在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做田野调查, 看似他的论文多有藏地宗教文化可以归到藏学, 看似他在社会学范畴谈边疆社会工作的范围与内容可归于社会学范畴……对各种说法作仔细分辨后, 所谓“边疆性”的命题, 绝不是仅用社会学或人类学抑或是宗教学等单一学科知识就能提出来的。当对李氏的学术生涯研究越加深入之后, 对其提出的“边疆性”问题就越感到内容丰富。

　　当时学界之中学贯中西的学者众多, 对边疆现象的属性认识众说纷纭,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 要数吴文藻提出的边疆政治属性的观点。由吴文藻、杨成志所倡导的边政学研究, 针对国家解决现实问题之需, 从中国陆疆的边疆地区实际状况出发, 以政治作为抓手, 统领历史、社会、民族、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很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因而吴文藻特地说明“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19]杨成志具有互补性地提出了《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 更为具体地将边政学内容及方法进行阐释, 受到学界与政界的普遍重视, 边政学包括教学与培训以及实地调研的诸多实践性活动随之展开。[20]曾经参加过吴文藻社会调查活动, 又与吴氏关系密切的李安宅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从李安宅本人组织华西边疆学派实地调研的情况看, 均与当时受到边政学以及边政学实践方法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李安宅以及华西边疆学派的成员, 在当时的川、康、甘、青四省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 包括政教乃至英印军事活动问题等进行调研, 似乎难以用民族志来概括, 也超出了社会学研究和所谓社会工作的范围, 几乎就是边政学所主张的一系列实践方法的翻版。在这之中, 最明显的就是李安宅直接参与了“边疆服务运动”, [21]运用所学的知识和实践结合得到的经验, 直接向当时的政府部门建言献策, 这与吴文藻当时参与到政府部门的治边工作如出一辙。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逐渐扩展, 民国时期由官方推动的边疆研究也逐渐式微。[22]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边疆研究了, 国家和时代对边疆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批从事边疆研究的专家学者投入到新的实践之中。

　　以李安宅为核心的华西边疆学学派的骨干成员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得到贺龙的垂询与赏识, 推荐参加了张国华领导下的以王其梅牵头的十八军政策研究室的工作, 并在之后随军进藏。[23]有资料显示, 成立于1950年2月28日的十八军政策研究室, 很快就达到40多人, 相继聚拢了很多熟悉康藏地理、人文、经济、宗教、政治、军事等情况的人才。[24]从当时撰写的《进军康藏应注意的事项》《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藏人的风俗和禁忌》《清廷对西藏用兵的研究》《进军守则》《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等资料来看, 其用处在于提供给十八军和中共西南局参考, 其中不少内容由中共西南局转报中共中央, 并最终反映在决策中。[25]例如, 从20世纪50年代初做好西藏工作的“十大政策”到达成“十七条协议”等历史过程中, [9]学人很容易感受到其中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相联系的纹络。

　　可以说, 李安宅等华西边疆学派的核心骨干参加到和平解放西藏的队列之中, 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和观点, 在辅证西藏战略地位、西藏遭帝国主义染指等方面相当的重要, 在进军西藏路线抉择、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民族宗教政策研究、建立统一战线策略、军地财政组织建议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上看, 难能可贵, 功不可没。[26]华西边疆学派在进军西藏时所做的工作, 既体现出边政学学派核心人物早期的主张, 也直接体现出华西边疆学派多年研究的宗旨, 即学为国用的目的显现在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国家战略上。从这一点看, 李安宅的学术活动, 包括其学术共同体所做的研究, 较之于边政学学派学术共同体成员在新中国之初所形成的影响及效果更为出色——李安宅、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等人服务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在参与完成新中国统一大陆的历史使命之中, 也实现了华西边疆学派后期核心成员从事边疆研究的初衷。而这一历史之中的一个活动片段, 一个李安宅人生学术活动达于高峰之际的作为, 5似乎隐喻着李安宅自己所提出的“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 即边疆性逐渐消失于乌有”的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