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越来越能够影响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学术界对于媒介文化的研究也日益重视起来，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媒介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於红梅：《批判地审视媒介文化》），以往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并不被重视的媒介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受瞩目。

　　基础理论与学科建设讨论热烈

　　我国学术界对于媒介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些学者和院校对媒介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开展了有意识的思考。潘知常、林玮主编的《传媒批判理论》较早地对西方传媒批判理论做了仔细梳理，该书从“传媒作为文化世界”、“传媒作为权力世界”、“传媒作为文本世界”、“传媒作为游戏世界”四个方面分析了西方传媒文化理论的发展，试图通过对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介绍，推动媒介文化研究在国内传播学界的开展，在积极汲取批判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传播学学科建设。黄旦、邵培仁、陈卫星、吴飞、陈龙、吴予敏、蒋晓丽、蒋原伦、秦起希、刘海龙等学者更是有意识地对媒介文化理论展开了深入研究，“媒介文化”一词开始被学者广泛使用。在《传媒文化研究》一书中，陈龙认为，大众传媒代表了一种新型文化，从“作为文本和文化的媒介”的观点看来，大众媒介是一种文化，“传媒是文化，这不仅仅因为电视、报刊、畅销书、网络等大众传媒在今天已占据了我们的闲暇／私人空间，并且生产和复制我们每天消费的大部分文化音像符号，还因为大众传媒代表了一种新型文化，它所建构的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众传媒本身也就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媒介文化”作为一门课程正式进入了大学课堂，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等都开始了相关课程，有些高校还以“媒介文化”为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这些都显示了媒介文化研究越来越受重视。

　　其次，学者认真讨论了媒介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征。蒋原伦认为，媒介文化是“一种文化的分类原则”：“它强调的是文化的媒介呈现方式，强调的是媒介形态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则不同的媒介导致文化沿着不同路径演进。”这个概念强调了媒介对于当代文化的决定性作用。鲍海波则从当代文化转向的角度理解媒介文化，她认为，媒介文化体现了当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向，这种转向使得媒介文化拥有了其自身的一些基本属性，即“具有无限复制的奇异性、不可扼制的商品性与审美现代性统摄下的审美性”（《文化转向与媒介文化研究的任务》）。於红梅则从构成角度分析媒介文化的概念，认为其包含了以下三方面内容：运用传媒技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所从事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以及经此而展开的意义建构的活动和过程（《批判地审视媒介文化》）。於红梅注意到，学界在讨论“媒介文化”概念时，忽略了媒介文化产品所具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特征。

　　我国学者在讨论“媒介文化”概念时都强调媒介文化出现的重要意义——体现了当代文化的转向，并且“媒介文化”不是单一概念，而是包含诸多内容，“对媒介文化进行研究意味着对当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蒋原伦：《媒介文化十二讲》）

　　再次，我国学者在思考和讨论媒介文化现象时，特别强调从批判的和本土的立场思考媒介文化问题。陈龙强调批判视角在研究传媒文化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传媒文化形形色色，既包含不少优秀文化，也有一些低俗文化，所以研究者应该站在一种批判的立场审视“传媒文化”。我国学者在讨论媒介文化时，还特别关注媒介文化的本土化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像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中国传播学界一直受困于两条彼此对立的研究路径——本土化与国际化”。围绕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例如，黄旦在《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一书“导言”中特别强调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要立足于“本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