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的经验结论显示，在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变量方面，以下因素值得关注：其一，有效的传播策略有利于信息到达拥有选择性信息接触习惯的公众；其二，有效的框架化策略能够塑造公众对公共议题的短时理解。

　　国外舆论研究兴起于18世纪。1762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拉丁文的“公众”与“意见”组合成“公众舆论”一词，指代人们对社会或公共事务的意见。20世纪初，美国开始在舆论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1922年，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将舆论定义为“人们头脑中有关自身、他人及其需求、意图与关系的图像”。这些年来，国外舆论研究主要围绕公众舆论、媒体报道、政治决策与某些个体之间的影响关系建构其理论体系。

　　言下之意，其理论前提是政府、媒体、某些个体、公众之间并非单向的作用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现有研究运用计量学方法对国外舆论研究的知识图谱进行了梳理。因此，本文将主要从理论脉络和研究方法演化的角度，聚焦国外舆论研究的变迁与现状。

　　公众舆论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

　　国外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大众传播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效果。在传播学领域，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让位于一系列的具体效果论——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激活效应（Priming）、框架效应（Framing）以及说服效应（Persuasion）。根据这些理论，媒体报道不仅有可能影响到公众想些什么、怎么想，甚至有可能改变其原有的想法。

　　但与此同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越来越表明，公众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存在以下特征：公众倾向于获取与自己固有知识结构及立场一致的信息，即选择性信息接触；当信息与公众固有知识结构不一致时，他们倾向于拒绝此类信息，或按照自身的立场解读信息，进而引发群体间的意见极化。因此，媒体报道对公众舆论并不存在决定性的影响，而是同时受到多种调节变量的作用，包括个体心理、知识结构、所在社会政治环境及媒介使用情况等。

　　尤其是在面对政治议题时，公众的政治立场很少因为媒体报道而发生改变，他们的判断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党派的过往及预期表现。这主要是由于政治立场储存在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媒体报道通常只能激活已有知识结构中的某些位置，而非改变它们。但当人们面对不确定的公共议题与突发性公共事件时，媒体报道仍能通过框架建构等方式来吸引和动员公众对政策的支持。框架效应的作用程度主要取决于框架化的具体策略及其与替代性框架之间的意义争夺。

　　概言之，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媒体报道只是其中之一。对于储存在知识结构中的政治立场等长时记忆，媒体报道的作用程度相对有限；但对于公众没有把握的公共议题，媒体报道仍有利于人们形成对议题的短时理解，包括存在哪些问题、原因何在、如何应对等，框架化过程中常用的符号资源包括隐喻、流行词及共享的文化符码等。

　　国外舆论研究的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公众舆论与政治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西方政治制度决定了公众舆论在政治决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西方舆论研究也在不断追问究竟是公众舆论推动政策改变更多，还是相反？

　　有研究表明，西方政治决策层对公众舆论的回应主要发生在议程设置阶段，而非决策制定阶段。换言之，产生制度性摩擦的风险或成本越高，西方决策层回应的可能性就越低。同时，西方决策层对于不同议题的回应程度也是各异的，而这通常取决于议题本身的讨论热度。如果反过来看，西方政治决策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则相对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