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约翰·莫雷的《论妥协》一书。从书名到作者——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政治家，似乎足以让人们猜出该书的主题思想了。毕竟，在我们的印象中，与英国近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往往就是妥协、稳健、务实、渐进、演化等词语，正是这些特征使得大不列颠能够躲开流血革命的威胁（至少自1688年以来是如此），能够不疾不徐地进步，而不是像法国那样，屡次三番地被不切实际的空想抛入动荡之中。然而，这个书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误导性。确切的说，该书的主题并非“妥协颂”，而是“妥协之批判”。约翰·莫雷并不是要劝说人们停止固执己见，而是要警示当时英国社会的妥协行为。

　　妥协之批判

　　在莫雷看来，当时的英国存在一种危险的现象，即借口某种观念在现实中难以落实，来抵制对这种观念本身的思考和表达，并冠之以“妥协”的美名。随着英国社会在各方面的进步，人们追求理想的热情反而冷却了下来。他们在评判一种原则时，只关心该原则在政治上的可行性，而不关心它的正当性。被用来评判现实的标尺，不再是道德观念，而是“最粗糙的政治标准”，以及“非常狭隘而无效的”政治论据。

　　在莫雷看来，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多样的。物质繁荣磨灭了英国人追求真理的决心，而来自法国的经验教训也腐蚀了他们的道德情感，甚至让他们甘愿去歌颂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在精神层面，无论是教会的保守本性、新闻界的庸俗气质，还是所谓“历史方法”的相对主义特征，都参与了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塑造，导致真理沦为“日常政治的次要附属品”。更有甚者，受这种“既存事实绝对支配原理”的倾向影响，一种“成熟”的思想还认为，即使我们明知某种观念是错误的，也应该为了社会的稳定而有意提倡这一观念。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信奉错误的想法，反而会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利益。换言之，真理必须向社会效用妥协。“错误是有用的，愚民是必要的，让群众带着最热诚的愿望和最深厚的信心欺骗自己，可能对于社会是最佳选择。”

　　针对这种“双重学说”的论调，莫雷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他坚决反对“错误的意见可能在道德上有益”的主张，掷地有声地提出：“错误的意见或信念单凭自身是永远不可能有用的。”即使那些意见真的对人类有用，也是因为里面保留下来的正确部分，而其中错误的部分只能是有害无益。同时，他还指出，仅仅用正确意见取代错误意见是不够的，还要用正确的思维方式取代错误的思维方式。

　　莫雷同样反对的，还有那种犬儒式的妥协。妥协的鼓吹者喜欢赞美“权宜之计”，反对僵硬地套用原则的教条行为。然而，在莫雷看来，权宜也有不同的层次。英国的现实是，“狭义的、当下的、个人的权宜之计”被视为一切，“整体、普遍、终极和完全的权宜之计”则是毫无价值。但实际上，恰当的权宜或妥协意味着某种原则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见风使舵。哪怕是保守派，也不应满足于那些仅限于选举和议会活动的权宜之计，而是应当追寻自己信条的“真正理论基础”。在莫雷看来，那种“更高级、更广泛、更具约束力”的权宜，是“掌控社会福祉的技艺中至高无上的部分”，其价值要远远超过“普通政治意义上的狭隘的权宜”。正确的原则代表了“更大规模的权宜之计”，如果为了一些表面上的权宜而放弃这些原则，就是“为了小利而牺牲大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