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历史分析源远流长。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如马克思、亚当·斯密、托克维尔，都将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即使是在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分科之后，比较历史分析也一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中期，在其他研究方法的冲击之下，比较历史分析走向衰落，但短暂沉寂后又在20世纪60年代末迎来当代复兴。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历史分析不仅仅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兴盛起来，而且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发展起来。

　　复兴：1960年代末—1970年代末

　　比较历史分析的复兴，和整个美国社会科学批判反思是分不开的。二战之后，经济学致力于抽象的均衡理论，社会学和政治学对社会问题采取非时序性的分析方式，这些研究竭力想获得对客观世界的“宏观理论”，用简约理论架构来解释整个社会。针对战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非时序性（脱离历史背景、忽视历史脉络）和过度抽象性，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反思，而比较历史分析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精彩解释，使其重新回归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舞台。

　　这一时期比较历史分析作品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确立了比较历史分析的议题，后续作品都是围绕这些议题开展工作，提出新假设的；（2）关注大问题，但使用小样本进行情境化比较，没有过多涉及大样本的统计分析；（3）主要使用过程追踪方法，正是对二战后社会科学研究非历史性的反思和批判，比较历史分析非常重视时机、时序，突出事件是在时间中不断展开的。

　　兴盛：1980年代—20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比较历史分析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已经开始重视比较历史分析的自我身份，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使用更加严格。关注议题包括：福利国家的发展、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与工业政策、种族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除了获得学术大奖之外，比较历史分析开始在各个社会科学学科中占据越来越显著的位置，相关文章开始大量出现在重要社会科学期刊上。此外，比较政治分析文章读者的受众面不断扩大，不再限于专业学者。研究机构招聘雇员时，也非常看重研究者在比较历史研究方面的积累和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历史分析的复兴一扫二战之前比较历史分析被边缘化的窘境，使之重新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分析模式。这一时期的比较历史分析在研究设计、方法论的自我意识上不断提高。学者们对因果关系的找寻使用了历史描述、过程追踪、布尔代数和模糊集分析等方法，丰富了学术分析的工具，也使得因果推论更为可靠。

　　成熟：2003年至今

　　比较历史分析的成熟时期始于2003年，这一年詹姆斯·马洪尼和迪特里希·鲁施迈耶合编《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该书汇集了当代比较历史分析的杰出代表，对比较历史分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精练的概括和展望。最为关键的是，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比较历史分析自我身份的确立。在导言中，学者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当今比较历史分析已经具有了群体意识和学术共同体身份。尽管学者之间存在分歧，但大家都愿意聚拢在比较历史分析之下。这种学术身份的认同，标志着比较历史分析走向成熟。在这本由众多知名学者编撰的比较历史分析著作中，学者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除了清楚展示比较历史分析的发展过程，就是要回应对比较历史分析的怀疑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