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考察乡村精英治理的局限性，探寻乡村精英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促进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对于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依法开展村民自治实践，探索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毫无疑问，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性机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极大地提升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民主化水平。但不容忽视的是，村干部、经济能人等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既是对传统村治模式的历史延续，也是法定模式经实践形塑的现实选择，其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客观性。因此，理性考察乡村精英治理的局限性，探寻乡村精英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促进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对于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精英治理的必要性

　　精英治理较好地利用了本土资源。尽管民主化程度不高，但乡村精英治理对当今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村来讲是一种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理性选择。作为一种建立在乡村本土资源之上的、符合传统、适应现实的内生性村治模式，相对于法定的村民自治，精英治理的成本相对较低。首先，在精英治理模式中，乡村治理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乡村精英这样一个少数的群体中，精英的支配地位使决策程序简单，议而不决现象的发生率较低。其次，精英治理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较为灵活、容易变通的特点，且文化、习俗、亲缘等丰富的非正式资源也可资利用，这都使得治理更具弹性。

　　精英治理有利于民主治理的循序渐进。村民自治这一理想境界的实现不可一蹴而就，因为治理民主化的实现受制于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等多方因素的影响。而精英治理所具有的诸多优点又使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因此，通过精英治理的优化来推动民主治理的发展完善，是乡村治理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得以不断创新和完善的现实保障。在这一过程中，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会实现互相调适、互相融合，尤其通过精英治理的优化来推动村民自治机制的落实与完善。

　　乡村精英治理的局限性

　　尽管精英治理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实践路径、价值理念上都存在着相悖之处。而要优化乡村精英治理，前提就是能够理性认识乡村精英治理的局限性。

　　精英治理的权威性与村民自治的民主意蕴存在张力。村民自治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机整体，这一制度要求乡村治理过程由广大普通村民来主导。而在精英治理状态下，乡村公共权力由村干部、经济能人、乡村名人等占村民一小部分比例的精英群体所掌握，权力场域中普通村民的意愿表达程度与政治参与程度都比较低。乡村精英拥有的资源在形式、来源上都较为丰富，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某种魅力型权威。如果缺乏有效制约，精英治理的权威性特征有不断强化的态势，可能因此而削减村庄选举、决策、管理等过程中的民主性、公开性与正义性，进而使得村民自治流于形式，与民主价值相背而行。

　　精英治理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精英治理模式的形成与乡村场域各种类型能人具有的优势有极大关系，乡村精英地位的获得主要是基于其拥有的资源优势或具有的能力特长等。但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治理权威并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为除了村干部的权威是基于体制性赋予，其他人的权威主要是基于自身某方面的优势。而精英人物受能力、认识及个人品德素质的局限，出现判断失误、行为失范的现象在所难免，进而会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