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立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显示了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认真研究这一时期党土地立法的演变历程，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法制，具有重要理论启示和直接借鉴意义。

　　没收土地归社会公有，“减租减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提出，“没收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1922年6月，党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阐明，“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限制租课率”。中共三大上，党又提出了“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限制田租”的土地政策。1924年11月，党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重申，“规定最高限度之租额，取消附加捐税及陋规；废除一切牙税、厘金，废除盐税、米税”。1925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提出，“限定拥有田地之最高额，大地主凡超额之田地须颁给贫农及无田地的农民耕种；限定田租之最高额，须尽量减低佃户所出田租，禁止预征钱粮。”同年10月，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指出：“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东缴纳租课”，并指明了实现“耕地农有”的方式，就是采取“剥夺剥夺者”，无代价地没收地主官僚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土地立法及有关土地法律政策的规定比较原则，对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

　　土地革命时期党土地改革立法曲折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土地革命前期和中期土地改革的立法。这一阶段，土地立法不断修改，过程颇为曲折。先是八七会议制定《关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提出“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主张“耕田农有”，分给农民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到1928年12月，毛泽东制定《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并实行“土地国有”，分配给农民耕种，禁止买卖。再到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的土地国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使用。再到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土地暂行法》，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富农出租土地，没收的土地国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组织集体农场”。最后1930年6月，红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南阳召开联席会议，颁布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富农全部土地，没收的土地国有，分配给农民使用”。

　　二是土地革命中期的土地改革立法。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夸大了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富农全部土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富农问题上奉行“左”的土地政策，扩大了土地革命的打击面，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三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土地改革立法。1935年12月，毛泽东发布《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只没收富农出租剥削部分的土地。”至此，我党对于富农的政策趋于合理。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土地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土地改革中发挥了“前车之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