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的社会冲突理论进行介绍、引进。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冲突现象的理解，但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究其根源，在于未能正视不同社会冲突理论间的“冲突”。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西方学界主要有现代化理论、社会运动（抗争）理论和冲突管理理论三种视角，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社会冲突现象。

　　现代化理论侧重于宏观视角，关注现代化对于前现代社会整合机制的破坏，以及由于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阶层格局、职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这些变化有着深远的政治后果，能够成为影响政治的根本力量。社会冲突现象就是在这种宏大的社会变革与政治转型中发生的。对于社会冲突，政权能够做的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政治参与。社会运动理论主要从中观和微观视角入手，并从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话语三个方面来解释不同形式的社会冲突（不管是集体行动，还是社会运动和革命等）。因此，社会运动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社会力量力图进入政治体系的过程。面对社会冲突，政权能够做的是将社会运动制度化，即承认社会运动的合法性，这有助于防范社会运动走向极端。现代冲突管理理论则基本从微观视角切入社会冲突问题，关注的是一些非常细致的技巧性问题，比如怎样消除误解，调解冲突的技巧和方法等。

　　上述理论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差别在于它们的解释力。而解释力的不同则源于西方社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冲突属性的演变，现代化理论、社会运动理论都曾在西方学术界独领风骚，一度成为解释社会冲突现象的主导范式。大体而言，现代化理论“出道最早”，社会运动理论紧随其后，冲突管理理论尚待“破茧成蝶”。

　　在面对相互竞争的理论时，中国学者绕开了西方学术界争论交锋的过程，对于冲突管理这一“最新”理论青睐有加。比如，李琼和吴晓林关于社会冲突研究的综述中，基本回避了群体性事件（社会运动理论主导）和政治整合（属于现代化理论范畴）研究，或仅将其用来解释社会冲突的某个片段（如社会冲突的“发生学”）。常健和张春颜则将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权政治整合的主要手段（意识形态、社团管理等）理解为冲突管理中的冲突控制。这折射出我国目前社会冲突研究的困境，即忽视了社会冲突研究不同理论的层次性（宏观、中观和微观）。

　　应该看到，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的衰落并非理论本身的缺陷，更主要的原因是西方现代社会自身的演变。对于身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化理论更具有适用性，在此过程中可以结合社会运动理论和冲突管理理论来弥补现代化理论的不足。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特别留意不同层次分析间的收敛点和发散点，为宏观研究确定中微观基础，指出中微观分析的宏观后果。为了防止不同理论系统间的概念混淆，笔者倾向于将社会运动的制度化看作是政治整合的手段，是政治发展的标志；将各种冲突管理制度（信访制度、调解制度和司法制度）看作是国家建构的一部分。这样的处理有助于我们拼接起由于理论视野不同而被碎片化分割的社会冲突现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利益冲突的整合协调机制研究”（11CZZ013）和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公民社会兴起的政治意蕴：国外经验与中国实践”（ZX201402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