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经过10年嬗变，全球经济非但没有真正恢复增长与繁荣，反而沿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路径，扩展为波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停滞。同时，又派生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混乱与冲突，演化为系统性危机。

　　危机后的调整：自我肯定伴随自我否定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把近代以来的经济危机分为两类：一是周期性危机，如发生在美国1981—1982年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二是结构性危机，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长期滞胀。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论是由资本逐利和积累造成的剩余价值生产—实现链条断裂引发的周期性危机，还是由长期利润率趋向下降或阶级关系重大变动引发的结构性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发展尖锐化的产物，它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历史过渡性。同时，危机又是恢复经济增长的最特殊机制：在经历了生产破坏、资本毁灭、群众苦难、结构调整后，资本主义又会进入一个新的均衡和增长阶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从而明确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同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首先是价值和商品关系，在内在矛盾作用下，它可以借助自我调整、自我扬弃实现自我修复，为新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历史证明，正是在19世纪后期，大资本普遍利用股份形式实现了生产集中和垄断，改造了劳动过程，为摆脱当时的系列危机、实现第二次科技革命提供了条件；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又利用与国家多重形式的结合，构成了以垄断资本为主导、私人资本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资本通过自我调整实现自我肯定的同时也伴随着自我否定。新自由主义体制扭转了凯恩斯主义体制下的不利倾向，增强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利用信息革命成果和全球化潮流，促成了20世纪末的“新经济”和美国历史上的最长经济上升期。但在同时，它不仅恢复甚至加剧了自由主义体制的固有弊端，加剧了贫富分化，而且造成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等新问题，致使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地位重大失调，构成了2007年以来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条件。这种资本自我调整过程中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效应，规定了资本关系自我调整通道的纵向发展空间和规律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