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国民享有幸福生活的一种重要“可行能力”和“基本自由”。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不仅指身体没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而是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可见，社会健康也是个人健康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我国对国民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关注较多，但对社会健康关注不够。测量社会健康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个人的健康状况，以及疾病对患者的生理、心理及其社会适应性等多方面的影响。

　　社会健康是个人健康的重要维度

　　个人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三个维度。社会健康（social health, social well-being）也被称为社会适应性。它不是指一个社会全体国民的平均健康水平，也不是指社会及其运行的健康程度。它作为个人健康的重要维度，即个人的社会健康，首先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在1951年提出的。麦克道尔（McDowell）等将个人社会健康定义为个人完好的维度，认为个体的社会健康是指人们如何与别人相处，别人又是如何对他做出反应，以及他如何与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相互作用。因此，社会健康包括人格和社会技巧方面的因素。拉森（Larson）则从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两个方面提出了社会健康的概念框架。他认为，社会适应包括社会关系满意度、社会角色表现和对环境的适应；社会支持包括社会网络和社会联系的满意度。凯斯（Keyes）提出，社会健康是指一个人与他人、邻里以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好坏，是个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最优匹配的结果。生理、心理健康主要是私人现象，相比之下，社会健康则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公共现象，聚焦于成年人在其社会结构、社区或组织中所遭受的社会挑战。

　　学者们常使用社会适应、社会参与、社会角色或社会网络（支持）等作为测量社会健康的指标。目前，专门的社会健康测量工具包括社会支持Berle指数，以及后来RAND公司的社会健康问卷、社会关系量表（SRS）、社会支持问卷（SSQ）、社会适应量表（SAS）和社会适应性自测量表（SAS-SR）、社会适应不良调查表（SMS）和社会问题问卷（SPQ）、Katz适应量表、自测健康量表（SRHMS）等。

　　社会健康和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相互影响

　　201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健康中国”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把“健康中国”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提出要从公共卫生、医药、医疗、医保、健康环境、食品安全、健康产业等方面建设“健康中国”。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并提出“到2030年……基本实现健康公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50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的战略目标。

　　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内容来看，“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方面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并未明确提及对社会健康的建设规划。这与一直以来我国对健康的认识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倾向于把健康理解为身体无疾病，着重改善提高国民生理体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上的完好状态”缺乏认识。改革开放后，民众的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增多，尤其是中小学生心理问题增多，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引起重视。而社会健康问题一直被当作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或在职培训、再就业问题，并没有被视为个人的健康范畴。

　　近些年，我国频频出现一些“老人摔倒不敢扶”等案例。这些社会现象显然已不能再简单地归为民众的生理健康或心理健康问题，从中也折射出国民的社会健康问题。由于个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相互影响，低水平的社会健康最终可能会反噬其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

　　三位一体全面建设“健康中国”

　　社会健康作为国民健康的有机组成部分，会影响到整体健康水平的高低。如何避免社会健康的短板效应，是研究健康问题需要特别关注的。为测度我国国民个体的社会健康水平，并解析国民社会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这里使用了两套数据。一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CGSS2012年在全国范围采用了多阶段、多层次的随机概率抽样方法，涵盖全国29个省（市、区）5819个样本观察值。二是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数据，涵盖全国29个省（市、区）共23594个样本观测值。这些数据都是由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产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使用CGSS2012年数据做基本的实证估计，再使用CLDS2014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根据已有文献，从社会参与、社会网络（支持）和社会信任三个维度，在CGSS2012年数据中选择6个指标测量被访者的社会健康。其中，社会参与包括参与选举、参与社交；社会网络（支持）包括邻居支持、社区互助；社会信任包括信任他人、信任邻居。为识别个人社会健康的影响因素，在模型中引入了以下解释变量：性别、年龄、教育、户籍、上网、幸福感、社会地位、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婚姻、捐赠、志愿者服务。

　　使用因子分析法测度社会健康指标，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多指标多因素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结果如下。第一，国民的社会健康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反向关系。上海、天津、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社会健康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第二，国民社会健康受多种因素影响。男性、已婚、年长、有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进行过社会捐赠、参加了社会志愿活动的被访者具有更高的社会健康水平；社会地位、幸福感也对社会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户籍、上网多的被访者的社会健康水平较低；教育、收入与社会健康之间则呈倒U型关系。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以推动健康和医疗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care）即卫生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第一，树立社会健康是国民健康有机组成部分的观念。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是社会健康的基础，而社会健康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更高追求和归宿。国家可以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契机，在健康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倡导并实践包括社会健康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健康观。第二，缓解社会健康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反差。滕尼斯从社区到社会的发展理论预示，人类社会要从人情社会走向法理社会，从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前述实证研究证实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民之间的熟悉度降低，国民的社会健康水平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背离。为提高国民的整体健康水平，要尽量缓解社会健康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逆向反差，争取在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提高国民的社会健康水平。第三，加强有利于增进国民社会健康的相关制度建设。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