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不仅是西方哲学史上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更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视野所内蕴的批判本质理论化，并使之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充分地诠释了“实践”的根本含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辞世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为“实践哲学”已经构成了历史性的学术谱系：从拉布里奥拉、葛兰西到卢卡奇、列斐伏尔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南斯拉夫实践派。正是在实践派这里，实践哲学获得了完整、体系化和始终一贯的阐释和发展。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不仅是西方哲学史上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更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视野所内蕴的批判本质理论化，并使之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充分地诠释了“实践”的根本含义。

　　从1964年至1975年十余年时间里，作为实践派重要平台的《实践》杂志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若全面了解实践派的成就与价值，需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视野进行考察。在东欧国家中，都没有出现像南斯拉夫这样持久、公开、热烈、率直的批判与对话。这些批判与对话，已经超越了书斋中的哲学争论，涉及社会体制和基本原则、社会政治和文化形态，以及政治权威的性质。正是由于这些批判与对话，为南斯拉夫的实践哲学吸引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关注。

　　所有哲学问题，无论是逻辑语言问题、形而上学问题，还是自然哲学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带有一定社会状况的印记，一种文化氛围的印记，某些人们所需要和期待的社会条件的印记，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恰恰充分展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的理论框架内，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恰恰证明了一个能够认识、批判和纠正自身失误的理性结构的弹性和深度。今天看来，实践派或许致力于依赖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详细说明一种意义深远的人道主义图景，因此，他们实际上最重要的贡献或许还是在于其理论观点本身。然而，理论绝不仅是一种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作为人与现实的创造性对抗的产物，现实本身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当前给定的东西，而应该被理解为受历史限制的各种可能性的集合。在实践派看来，理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洞察和揭露各种形式的“异化”来确定这些可能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激进的人道主义批判是全部实践的试金石，从微观层面人与世界的日常互动到宏观层面政治结构及社会制度的变革，尽皆如此。

　　彼得洛维奇的表述可以代表实践派的看法，即“马克思的思想既不能是‘纯粹的’哲学，也不能是非哲学的‘批判理论’，既不是一种‘本体论’或‘人本学’学派，也不是一种浅薄的政治理论；它是来源于整个以往的社会实践经验、科学和哲学的一种革命思想”。进而言之，实践哲学的每一次发展必将导致对历史和现实的新认识、新动力，任何社会重大问题，如果不经过哲学就无法彻底地穿透并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在人类认识的发展中不失为一个“里程碑”。一些论者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归咎于实践派，然而，恰恰是在实践派被“噤声”后，南斯拉夫的所有制改革、市场经济、政治官僚体制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才逐渐演变为没有约束的政治构想，并最终走向南斯拉夫历经30年“自治”的反面，走向社会生活组织与个人自决原则的反面，也就无法为社会全体成员参加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决策过程创造条件并建立相应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