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自古密切。公元67年前后，佛学传入中国，渐渐和中国文人结下了深厚渊源。魏晋时期的玄学使佛教逐步中国化，佛学重义理、重哲学思辨的特征，深深影响了中国文人的人格修养和审美心理。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颇为深远，第一表现在佛典对中国文学文体的影响。佛典文字多思辨性，常用议论，影响了散文新文体的产生。孙昌武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一书中分析说，南朝梁僧祐编的《弘明集》是排斥在“文”之外的论道文字，代表六朝文章写作的另一个潮流。它不以篇什、修辞之美为主要规范，开创了唐宋人议论文字的先河。因此，佛教文字对散文这一文体影响深刻。佛学家赵朴初认为：“从佛教对我国文体变化所起的作用来看：我们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种变文可以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渊源所自。此外，还有由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的记录而产生的朴素、活泼、自由的语录体，后来也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了各种语录。”（《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见，佛典对中国文学新文体的产生有着明显的影响。

　　第二，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内容和体裁格式也产生了影响。在内容方面，以诗歌为例，既有直接写佛教内容的诗作，如王维的《过香积寺》、王建《破山寺后禅院》、白居易的《读禅经》、王安石的《读维摩诘经有感》等；也有引禅入诗的诗作，如皎然的《山雨》、苏轼的《题西林壁》《琴诗》等。前者通过听声体现禅观静谧的境界，后者则以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实面目为喻，说明心若为俗世无明所遮蔽，必定不识世界真实。以小说为例，则有干宝的《搜神记》、颜之推的《冤魂志》、吴承恩的《西游记》等神怪小说。志怪小说《宣验记》更是被鲁迅目为“释氏辅教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小说不仅糅入佛教人物故事，也糅入了诸如“劝善”等佛教思想。

　　对文学体裁格式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南齐永明年间“四声说”的创立。沈约诸人“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永明体’”。（《南史·陆厥传》）“永明体”对中国诗歌的格律化影响很大。而“永明体”的形成，据陈寅恪在《四声三问》一文中考证，源自佛经转读的影响：“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由此可见，佛教文字对中国文学体裁格式影响深刻。

　　第三，佛教典籍也影响了中国文学写作技法以及新问题的产生。以中国文学中的“比喻”为例，它即受到佛教文字的影响。佛典多譬喻，所谓“智者以譬喻得解”（《出曜经·无常品》），而且喜用博喻。如《大品般若》第一卷有如此博喻：“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犍闼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唐宋散文多博喻，正是受此影响。又如，北魏作家杨衔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创造了一种正文和注语结合的新文体，按陈寅恪说法，这种新文体源自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典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