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诗词曲是指敦煌遗书中的诗歌、曲子词、佛教歌曲和民间俗曲，共计4500余首，数量可观、时代确定、来源可靠、内容丰富、口语性强，属于“同时资料”，是研究唐、五代汉语的珍贵语料。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东西方文化的交会点。从汉代起，就担负着连接中原和西域、中西亚地区的历史重任。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石破天惊，大批珍贵的写本文献重见天日，这些文献主要产生于唐、五代，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唐、五代正处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转变的关键阶段，对这一时期代表文献敦煌诗词曲的词汇研究，有利于揭示近代汉语词汇面貌。

　　新词新义

　　敦煌诗词曲是指敦煌遗书中的诗歌、曲子词、佛教歌曲和民间俗曲，共计4500余首，数量可观、时代确定、来源可靠、内容丰富、口语性强，属于“同时资料”，是研究唐、五代汉语的珍贵语料。它反映了其他文书中所不见或罕见的口语词、俚俗词，对词语的考源、词汇的生成研究乃至汉语词汇史的完善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敦煌诗词曲中有很多新词新义。新词的衍生机制有联合、缩略（如“阿弥”是“阿弥陀佛”之省）、修辞、化典、语法影响等。联合又可分为同义联合（如“便贷”）、类义联合（如“磨炼”）和反义联合（如“险夷”）三种。修辞构词如由比喻构成的“萍寄”，通过拟人构成的“方孔兄”等。化典如“鹏抟”来自《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火急”本为主谓短语，结构松散，后来受语法位置的影响被重新分析为状中结构，成为一个词。新词产生的动因有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两个方面，内部动因包括表达的委婉性（如避用“金钱”而用“青缗”）、增加形象性（如用“月窗”而不用“圆窗”来增强诗意，用“鬼朴”警醒世人）、受文体的制约等。外部动因有受复音化的影响（如由中古的单音词“店”扩展为双音词“店舍、店肆、店家”）、韵律的制约（双音节为一个音步，在韵律的制约下，一些原本只是线性相邻的组合在高频使用中被压制而发生词汇化，如“依旧”、“火急”）和新的构词方法的运用。敦煌诗词曲中由派生构成的新词25个。其中由后缀“-子”构成的新词7个，“-头”构成的新词11个，有些词沿用至今，如“绳子”、“帽子”、“鬼子”、“南蛮子”、“庵子”，“骨头”、“木头”、“日头”等，显示了派生构词的能产性和生命力。

　　隐喻和转喻

　　敦煌诗词曲新义衍生的认知机制包括隐喻和转喻两种。隐喻按来源划分有来自身体经验的隐喻（如“口”由吃饭说话的器官转指刀剑的刃、“醒”由酒醒转指睡醒、“宛转”由“弯曲”隐喻“美丽、妩媚”）、来自生产劳动经验的隐喻（如“提”由“拎、掂”义发展出“说起”义、“陡”由“陡峭”引申出“陡然”义）和来自社会生活经验的隐喻（如“花柳”由“花和柳树”隐喻“娼妓”、“风波”由“水面的波纹”隐喻“战争”、“妖精”由妖怪精灵隐喻“敌人”）三类。转喻则包括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转喻（如“板”由木板转喻“棺材”、“婵娟”由“姿态美好”转喻“美女”）及整体中不同部分之间的转喻两类。整体中不同部分之间的转喻又可分为处所转喻（如“北堂”由父母的住房转喻父母、“当阳”由面朝南方的位置转喻佛）、行为转喻（如“逃亡”由“逃跑”转指“逃跑者”、“对”由“对答”转指量词“套，双”）、因果转喻（“甲子”由干支纪年法的六十年一甲子转喻“年龄”）及多层转喻（如“闺阁”由“小门”转喻“内室”，又“由内室”转喻“女子卧室”，最后转喻“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