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美学逐步从对美学理论的反思、论争与建设，转向对审美文化的研究。审美文化研究关注具体的审美现象与审美实践，如日常生活审美化、音乐审美、电影审美、审美体制、审美教育等。通过对大众消费主义时代审美文化的批判性阐释，将美学研究导向审美经验与审美实践的维度。这种转向激活了美学研究的实践意识，强化了美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突出了美学作为“感性学”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建构功能。随着审美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美学研究者从文化治理的角度出发，将审美文化纳入文化治理的视域，不断探索审美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审美治理将审美视为文化治理的一种途径和策略，充分重视审美的经济生产力、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整合力、文化领导权建构的推动力以及日常审美生活的凝聚力，强调审美对建设伦理道德、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分析权力的历史时提出了治理问题。在他看来，治理与统治不同，统治主要强调权力主体的规训与惩罚，治理则更多强调权力关系双方的协商与认同。英国文化理论家本尼特借用福柯的治理理论，提出了文化治理的概念。本尼特认为，文化是一系列的治理关系，文化治理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审美文化来转变人的思想与行为。他强调审美在治理中的作用，审美并非是文化治理的外在之物，而是文化治理的重要机制。文化治理是一种审美地塑造主体的技术，通过借助审美的形式，实现感性的分配与情感结构的转变，最终促成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与共同文化的形成。文化治理最终指向审美治理，而审美治理则指向生命的自由实现与解放。

　　审美治理更加强调审美的实践性，强调审美在文化治理中的介入与建构功能。审美不仅是个体寻求超越的生存方式，而且是国家、社会与个人共同运用审美技术实现社会通往自由王国的桥梁。由于福柯和本尼特未能对审美治理的物质前提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致审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最终跌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审美幻象之中。审美治理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基础，任何将审美治理视为普遍的政治与文化技术的思想，都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同样强调审美的解放功能，人遵循审美规律展开的实践是真正的属人的实践。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同时也是人逐步消除异化劳动与异化人性，最终实现人的类本质的过程。审美解放必须以消除社会分工、私有制、阶级压迫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劳动异化为前提，唯有让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人类实践，才能消除人类自身的异化，使审美走向普遍的人类自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