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我自身成长为制度变迁和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者的经历出发，我开始反思经济社会学及其在理解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强国崛起中的作用。市场转型理论建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经典文献等“巨人的肩膀”之上，考查的是大型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结构能够持久存在和变化的前因后果。本文首先概述了国家结构的起源，并聚焦于能为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提供分析框架的国家理论。然后通过对汲取性和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的比较，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既没有休克疗法也没有政权更替，但中国却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崛起并且出现了新兴的市场经济。

　　关 键 词：制度变迁/国家理论/市场转型理论/汲取性和包容性政治制度

　　作者简介：维克多·倪(倪志伟，Victor Nee)，美国康奈尔大学Frank & Rosa Rhode社会学教授，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移民/种族分层、市场转型、比较制度分析。

　　一、我的中国研究历程定位

　　这次在中国出版我市场转型研究的论文集为我提供了一次极佳的机会来反思经济社会学以及它在理解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强国崛起中的作用。首先，让我特别说明一下我个人是如何成为制度变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者的。这一切都开始于1949年，当时我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从上海出发，途经台湾前往旧金山，最终移居美国。当年我才4岁。显然，离开安徽不是我的决定。我的父亲当时是芜湖总医院的管理者，曾留学美国，后学成归国。我们一家在1950年抵达美国，并在南加州定居。1960年代当我达到法定成人年龄时，恰逢“文革”时期，我曾寻思如果我的父母决定留在中国，我的生活将会如何。当时的美国也正处在社会运动、政治争议和文化变迁的时期。试想，我怎能不对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牵涉众人的事件产生兴趣呢?

　　1967年，作为哈佛大学一年级研究生，我开始深入学习中文普通话。一年后，傅高义(Ezra Vogel)鼓励我进入社会学博士项目。我们这一代研究生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相反，我们尽可能在热切追求学术生活和涉入看似如此重要的政治议题和争论之间达成平衡。显然我应该前往中国。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2年，当时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美国人前往中国的大门后不久。在我第一次访问后，我又于1973年作为外国学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更长时间，后一年(1974)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值中国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北大校园则是政治动荡的中心。而外国学生被远远隔离于毛最后几年有争议的政治漩涡之外。1975年夏天我离开北京，中文没能流利，博士论文所需的数据也没有收集到；但中国大学生活的经历让我念念不忘，那时的中国仍然在试图从毛继续革命的二十年所留下的僵局中寻找出路。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能感觉到中国领导人所面临挑战的艰巨，因为当他们评估其战略选择时，他们在全世界没有多少朋友可以指望。北大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精英代表团实地考察日本、美国和欧洲回来后，清醒地意识到并开始评估中国到底有多落后于西方。这一思想开始悄悄地渗透到整个北大校园的教职工和学生之中。中国当时政治和知识分子精英饱受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动荡的折磨，而国有经济也举步维艰，中国面临的危机被在上海的“四人帮”理论家比作秦始皇的短命王朝所面临的危机，以及19世纪中期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海军打败后的危机。我离开中国回到哈佛大学完成我的学业，并不知道哪条道路可以为该国提供繁荣和力量，毛的未受干扰的革命道路显然未能为之提供答案。

　　在1980年的春天，我回到中国，在厦门大学做客座教授，受到孙福生教授的款待。同年夏天我去福建和江西边界地区(革命老区)的一个客家村落进行农业集体化的实地调研。逗留近一个月，我正准备离开村子时，偶然听到村民们了解到在安徽省基层自发要回归家庭耕作的行动，村民们对其预示着什么显然很兴奋，他们急切地期盼着他们所感觉到的土地改革的到来。他们告诉我，他们希望这能允许他们回归到个体家庭耕作。我离开杨北生产大队，不知道村民是否了解到某些情况，或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经济改革无疑已经在厦大流传开，但我没预料到之后的改革会导致如此迅速地废除集体化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