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21世纪的今天，贫困问题依然是全球范围内各国人民共同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在对贫困与反贫困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综合性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学术研究在贫困及其成因、反贫困政策与措施、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机制等三个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从反贫困实践困境及提出的问题出发，分析目前研究的不足，并从贫困性质动态演变的视角，可以看出，贫困与反贫困领域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从贫困的维度与测度、纠正片面性、局限性、多学科融合以及提高研究的规范程度上下工夫，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水平。

　　［关键词］贫困；反贫困措施；政策实施机制；精准扶贫；反贫困绩效评价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反贫困战略调整研究”（项目编号：7154104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过程中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形成机理及规避措施研究”（项目编号：18XJA790009）

　　［作者简介］张永丽，女，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发展、产业组织与制度研究;沈志宇，男，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区域研究发展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发展与规划研究。

　　一、引言

　　“减轻贫困是一个面临多方面困境的世界难题”（引用于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Bank: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change.The World Bank,1992）。，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全世界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世界银行一直以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为目标，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以及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机遇。可持续发展组织呼吁世界各国共同行动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与饥饿、推动最贫困国家经济增长以及满足人类发展的社会需求，并最终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中国政府将反贫困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过去40年里，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精准扶贫等反贫困历史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7.5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壮举。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中国为世界反贫困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世界反贫困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贫困人口下降缓慢，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减贫效果并不明显，贫困人口数量不降反增。世界范围内贫困问题的严峻性、长期性，根本原因在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贫困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和收入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环境等多种问题的综合反映，同时，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性质和特点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表现出很强的动态性特征，这进一步增加了贫困的复杂性。那么，贫困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反贫困政策与措施是有效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学术界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主要线索。

　　二、贫困及其成因

　　贫困是什么？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决定了人们对贫困成因的判断以及可能采取的减贫手段。早期的研究普遍将贫困定义为收入匮乏和物质生活水平低下［1］，随后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了丰富。社会学研究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排斥和权利贫困［2-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缺乏收入，更是发展机会、权利、知识、尊严等方面的剥夺,同时,人类的贫困［4-5］进一步拓展了贫困的概念，认为贫困是一种可行性能力不足，并在政策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6］；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等人认为贫困则是一种内在智识与理性决策能力的缺失［7］。总的来说，从多个维度审视贫困已经是一种必然［8-9］，包括收入、生活标准、健康、教育、发展能力、社会权利等多个方面，并且从物质条件、发展能力、社会权利等视角审视贫困问题成为学术界的主流。

　　贫困的成因是什么？贫困概念界定的多维性决定了贫困成因研究的多层面和多视角［10］,但总体上可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的研究主要揭示贫困人口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结构对贫困的影响，主要有包括自然资源贫瘠、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在内的资源禀赋匮乏论，比如著名的“贫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等［11］。

　　有效运作市场缺乏论认为，市场缺失使得贫困人口难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分工与交换剩余，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造成了部分人口的竞争失败与贫困［12］。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缺陷论则认为，制度因素直接或者间接限制了一部分人的权利、机会和资格而导致了贫困［13-14］。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15-19］以及贸易自由化与就业对贫困的影响［19］。可见，对贫困成因客观因素的研究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主观因素方面的研究以贫困文化研究为主，重点探讨贫困者主观因素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

　　Lewis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认为贫困文化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是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下穷人的规范体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20］。学者们以此为起点，对穷人的行为特征和表现、贫困文化形成的原因以及对贫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221-23］，形成了贫困文化理论。这一理论将贫困根源归因于贫困人口自身的内在动力不足。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近年来有学者借鉴行为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与方法，研究贫困人口的行为与偏好问题，特别是贫困人口与外界博弈过程中的行为选择、行为约束与激励方向及其对贫困的相互影响。这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24］。

　　综上所述，随着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多维度衡量贫困的分析框架已经比较完整，更加全面、清晰的贫困概念被人们所广泛认知和接受，贫困成因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收入贫困、权利贫困、人类贫困、社会贫困和能力贫困等几个贫困成因成为了研究的主要方向。但因贫困本身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导致了贫困成因的研究必须紧随贫困性质和特征的变化做进一步的探讨。从研究贫困成因问题的发展脉络上看，社会经济结构等客观因素的研究占据了学术界关于贫困成因问题研究的主流地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和体系，而基于贫困文化等主观因素的研究则相对有限，对部分地区长期难以摆脱深度贫困的现象仍难以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这表明贫困成因的研究还需要更加丰富的研究视角，特别是需要关注在主观与客观因素不断变化、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下所形成的贫困原因，需要构建出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更加成熟完善的贫困成因理论体系。

　　三、反贫困政策与措施

　　(一) 基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反贫困政策研究

　　贫困成因的主流认识决定了基于客观因素结构视角的反贫困政策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政策主张主要以经济贫困干预为核心，结合体制与制度建设、发展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人力资本投资、制度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等措施。

　　第一，经济增长。大量研究认为，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根本的途径，一方面，经济发展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促进了国力的提升，使政府更有能力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5-26］。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能够大幅度减少贫困，但收入差距的扩大却抵消了一部分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果，因此如何进行收入分配对反贫困的意义重大［7,18］。基于此，有学者分解了经济增长效应，提出了利贫增长的概念，并提出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的经济目标［18,27-29］。

　　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大量研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投资非常有助于使穷人摆脱贫困［30-32］，同时，扩大基础医疗保健服务供给，也是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少贫困的基本手段［33-35］。

　　第三，制度改革。一些研究认为，通过土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可有效促进减贫事业，尤其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农村制度改革对中国和世界的反贫困事业的推进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36-40］。

　　第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生产发展和减贫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41-42］，大量研究验证了基础设施建设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和功能［35］。

　　第五，改善生态环境。关于贫困与生态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尚未达成明确统一的观点，但就二者之间具有强烈互动关系的特性已经达成共识，协同考虑两者的内在作用机制和过程，改善和保护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大力推动绿色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对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43-46］。

　　此外，还有研究从小额信贷、社会安全网、财政分权等层面探讨了反贫困的政策与实施［47-49］。

　　(二) 基于贫困人口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的反贫困政策研究

　　贫困家庭应对风险问题是学术界研究反贫困政策的主要方向之一。世界银行在2001年提出了脆弱性的概念，认为脆弱性是家庭资产禀赋、保险机制以及遭受冲击程度和频度的函数，能够反映当下的贫困状况以及预测家庭面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时陷入贫困的概率［31］。贫困的脆弱性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重要表现。家庭在遭遇风险冲击时，受到影响的程度和应对冲击所进行的决策能直观地反映出家庭的贫困原因和贫困程度，不同脆弱性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截然不同，因此，脆弱性对反贫困政策的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可持续生计的思想源于Sen、Chambers等学者关于解决贫困措施的研究中［50］。他们认为可持续生计是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条件下，能够持续且稳定得到资产和提高自身能力的谋生方式［51］。因此，具有一定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是自主摆脱贫困的前提，可持续生计能力也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能力之一。在生计和可持续生计概念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农村贫困和发展问题的研究中。

　　现有的可持续分析框架主要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农户生计安全框架以及可持续生计途径。各个分析框架侧重的方面各有差异［52-54］，但都是以贫困人口为核心，对贫困者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环境进行分析，通过设计完善的反贫困政策，增加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和可持续的生计能力，从而有效地摆脱贫困。

　　我国学者构建了适用于扶贫模式可持续减贫效应评估的分析框架，从多维度、动态角度判断农户是否处于贫困状态。有学者通过对贫困家庭的深入分析，对比了各类农户家庭结构指标，认为贫困家庭在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及配置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提高农户家庭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可以有效摆脱贫困［55-56］；有学者认为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保障机制，提高生计多样性和应对能力，能够有效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和降低陷入贫困的风险［57］；目前对贫困农户的精准帮扶的措施比较模糊，脱贫的贫困农户返贫现象也普遍存在，因此，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贫困农户识别和帮扶仍是今后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58］。

　　(三) 基于贫困人口行为视角的反贫困政策研究

　　从贫困成因来看，基于贫困人口内在变迁与行为选择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贫困文化是贫困人口行为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贫困文化理论强调贫困的持久性、代际的传递性，反对单一的以物质贫困干预为主的政策，强调改善穷人社会结构、帮助穷人脱离贫困文化、实现穷人自身内在的变迁［22,59］，对贫困人口适当的行为引导与激励能够促进贫困人口思想和行为的转变［60］。内生动力问题是贫困人口行为的另一个主要内容，该方面的研究从突破贫困人口内在约束入手，通过增加其对脱贫的渴望，从而激发出贫困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61-62］。也有研究根据内生动力划分贫困人群，主张针对不同贫困人群设计与实施不同的扶贫政策，从而提高扶贫的质量和效率［63］。还有研究对激发型政策、引导社会互动等措施进行分析，认为内生动力的提升能够促进贫困人口较高的人力、物质、社会等资本的投资［64］，有助于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对其内生动力和行为选择有重要的影响，认为心理问题是引发人们陷入贫困的原因之一［65］，提出将心理扶贫纳入顶层设计，增加扶贫政策的灵活性，通过改善贫困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提高扶贫工作的质量和效率［66］。

　　总体来看，国内外反贫困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契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注重物质扶贫逐步发展到关注内在因素影响下的精神扶贫，从单一的物质帮扶转变为包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激发内生动力等多方面的精神帮扶。从目前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以结构主义为依据的主流思想与认识，决定了目前的反贫困政策主要以物质性的外部干预为主，但“改变撒哈拉地区贫困状态的努力几乎全部失败”以及中国精准扶贫实践中提出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说明了以物质性为主的外部性干预政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反贫困实践向反贫困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构建出一个将结构性与主体性、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结合的反贫困理论和政策框架，迫切需要一个既涵盖收入分配、可持续发展、结构治理、社会福利、人力资本等方面的贫困干预政策，又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动力等方面的贫困干预政策，还有基于二者有机结合的更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反贫困政策与运行机制，构建出更为全面、合理与有效的反贫困理论逻辑体系。但随着能力贫困、文化贫困等概念被普遍接受，人力资本投资、发展能力建设等反贫困政策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从反贫困政策的实践情况来看，贫困人口的价值导向与行为方式对反贫困政策效果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就贫困人口的行为引导与干预仍未取得较大的突破，也缺乏成熟的能够将内因和外因相融合的综合性政策分析框架。

　　四、反贫困政策实施机制与制度安排

　　传统研究一般认为，找准贫困原因、制订相应的反贫困政策是反贫困问题研究的核心，但随着世界范围内反贫困政策效果不断受到质疑，学术界将研究焦点指向了反贫困政策实施过程，这其中包括反贫困主体及参与机制、贫困人口和扶贫资源的瞄准机制、政策实施机制等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国2013年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是针对减贫治理体制、工作机制和关键治理举措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变革，是世界反贫困政策实施机制研究的中国贡献。

　　(一) 反贫困的主体及参与机制

　　在反贫困过程中，政府、社会、贫困人口等三个主体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一直受到关注。首先，关于政府的职责。基于主流思想关于贫困与贫困原因的认识，一般认为反贫困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由政府制订反贫困政策、自上而下地进行资源输入，并引导社会其他行为主体参与其中，是反贫困的主要运行机制［67］。其次，关于社会的参与。传统思想一般将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参与作为政府反贫困的辅助力量，对反贫困起到重要支撑作用［68］。现有研究也越来越重视社会组织在反贫困中的作用，认为多层次反贫困主体的共同参与和高效协调的治理结构是提升反贫困的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39］。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以社会学为主，通过对传统反贫困模式的反思进一步提出了贫困治理问题，认为反贫困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而是社会治理过程，农村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合作与分享是政策实施的关键，特别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家庭、个人的合作与参与至关重要［69］。第三，关于贫困人口自身的参与。随着参与式贫困评估（PPA）的推广，贫困是一种“社会排斥”观点得到学界和政策实践者的响应［3］，反贫困过程中的“赋权”“参与”等理念［70］越来越受到重视，贫困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作为重点问题提出。同时，贫困文化理论也强调，改善穷人社会结构、实现穷人自身内在的变迁是反贫困的治本之策［59,71］；发挥贫困人口的主体作用，激发他们的自我发展潜力，对反贫困最终的成效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72］。总体来看，在反贫困过程中，“政府主导、贫困人口主体、社会参与”的共同治理格局是非常必要的。

　　(二) 贫困人口瞄准与扶贫资源配置机制

　　反贫困对象瞄准与扶贫资源的配置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73］。研究认为，通过目标指示器等方法设定贫困指标能够发现和识别穷人，也有研究提出通过有成本的信号手段增强信号传递功能，确立“惩罚性规定”“济贫院检验”和“劣等处置”等原则，可以完善信号的甄别机［74-7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7年确定了人类贫困指数（简称HPI），为贫困瞄准提供导向，随后学界提出了需求评估法、指标瞄准法、自我瞄准法和社区瞄准法，以期提高瞄准率。但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依旧困难。研究认为，由于施援者和受援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贫困人口的异质性和贫困的动态性等因素增加了瞄准的难度［67,76-78］，难以制订高效而统一的识别机制；有效监督制度的缺位或者不健全所导致的反馈机制不通畅、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会使得贫困识别存在严重的漏出和溢出现象［79-80］。另外，扶贫资源配置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扶贫资源瞄准与传递背后的治理与管理机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使用与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相脱离的问题［81］。

　　（三）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机制

　　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机制这一问题研究起步比较晚，但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形成三种认识。第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实施机制。传统研究将反贫困政策的主体归为政府，由政府制订扶贫计划、设计扶贫行动、组织实施过程，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也就是政府实施机制。因此，反贫困政策实施的关键是加强对实施主体的监督和约束；通过建立综合性评估指标，对反贫困政策的效果进行多维度的评价与监督，是保证政策实施的有效手段［82］。第二，以贫困人口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实施机制。随着参与式发展思想与“赋权”“参与”等理念的推广，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并自下而上的实施机制受到重视［83］。有学者提出了“反贫困治理结构”理论，其核心是以贫困人口的参与能力提升为重点，强调贫困人口的主体作用；有学者认为贫困人口既是项目的受益者，也是项目实施的主体，赋予贫困人口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等各种权利，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是反贫困的根本之策［84-85］。第三，共建共享的多主体合作机制。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主体间的协调合作［86］。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反贫困不是简单的资金、项目与贫困人口的对接等技术安排，而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社会治理过程，将扶贫开发纳入社会治理全过程，是反贫困本质要求的集中体现［87］。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在反贫困政策实施过程中，没有建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缺乏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多元主体未能共同参与的协作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很多系统性问题的根源［88-89］。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建立广泛的社会多主体参与的共治、共建、共享合作机制与协调机制，是反贫困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69,71］。

　　（四）精准扶贫战略

　　精准扶贫作为中国反贫困理论和政策的新探索和新发展，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首先，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与理论创新。研究认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思想,升华了世界反贫困理论的价值内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人类减贫事业的中国智慧贡献，为国际反贫困工作提供了可参照的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支持了第三世界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贫困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精神财富［26,90-91］。精准扶贫发展战略是中国针对国家现阶段发展的实际问题，对现有减贫治理体制、工作机制和关键治理举措的重大理论变革与实践创新［92］，从理论上回答了反贫困实践中“扶谁”“怎样扶”“扶什么”的基本命题。对于这一发展战略，学术界从精准扶贫的理念、制度设计和实践困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93-94］。

　　其次，大量研究分析了现阶段中国贫困特征的变化及其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内在要求，考察了中国反贫困战略由区域瞄准、村庄瞄准到贫困人口瞄准的逻辑，揭示了精准扶贫的内涵与本质［26,95］。同时，学术界围绕“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核心环节和重要领域考察了相关制度安排及特点，并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96］。在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精准扶贫运行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贫困人口瞄准问题。精准识别是精准帮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精准识别过程的瞄准偏误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有研究从信息不对称、基层政府与村委会腐败等方面，考察了这一问题存在的原因及其对精准扶贫的挑战，并对瞄准偏误程度进行了测算［78,91,97］。第二，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多层面的。有研究主要从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与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逻辑冲突视角，考察了地方政府行政手段和农村治理手段的不一致，及其导致的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98］以及“政策悬浮”“数字化”脱贫“文本化”脱贫等道德风险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99］；有研究从监督、考核、评估的视角，考察了精准扶贫考核机制带来的多主体博弈、由此形成的“共谋”风险及其对贫困治理目标的影响［98,100］。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点也是难点，有研究利用案例分析方法，考察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模式，其中存在基层政府的策略选择、行动目标、行动结果及其对贫困治理目标的偏离风险［101-103］。第三，贫困人口的政策承接问题。福利依赖与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是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又一焦点问题，属贫困人口的政策承接问题。已有研究从扶贫政策的福利属性、扶贫手段和方式的救济属性、贫困文化陷阱等方面［38,104-106］，考察了贫困人口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及主要治理措施。

　　综上所述，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机制实际上是多元反贫困主体共同干扰贫困人口贫困状态的过程。现有研究对政府、社会、贫困人口在反贫困政策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认识基本达成共识，并越来越强调贫困人口在反贫困中的主体地位。基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共治共建共享的多主体合作机制，是反贫困体制机制的重大创新，但由于这一问题受到国家或者地方系统性体制机制问题的影响，在反贫困政策实践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五、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关于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大范围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并且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总体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宽泛，从贫困概念界定与测度、贫困成因判断、反贫困政策措施到政策效果评价等问题，都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研究内容渐次走向深入，从单一贫困到多维贫困、从结构性问题到主体性问题、从贫困区域瞄准到个体瞄准等方面，对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刻画越来越深刻；研究方法逐步走向规范，从研究初期的以现象描述为主，逐步走向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突出实证研究及其科学性；多学科研究趋势明显，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管理学等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一) 贫困与反贫困研究取得的进展

　　1.    贫困概念界定及其测度研究取得的成就。贫困概念的界定是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研究的基础。现有研究对贫困概念的刻画越来越全面和深刻，从早期的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权力贫困的认识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并且随着研究视角向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性视域发展，对贫困概念的界定进入到以综合发展观为导向的更高层次的研究阶段，从收入、教育、健康、家庭资产、生活质量、社会参与、脆弱性等多维度衡量的贫困概念已经被社会各界普遍接受。随着贫困概念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贫困测度的方法越来越丰富，从单一衡量经济状况向评估能力、福利、权利等多维度发展，以AF多维贫困为主流的测度方法以及人类贫困指数（HPI）、多维贫困指数（MPI）等衡量标准的不断完善，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合理。

　　2.    贫困成因及反贫困政策措施研究取得的进展。对于贫困成因的判断，决定了反贫困政策措施的制定。目前，关于贫困成因判断的研究，主要形成了结构性因素和主体性因素（以贫困文化理论为主）两种观点并存的格局，并且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认识决定了基于社会经济结构视角的反贫困政策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进而形成了大量以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为主的反贫困思想和理论，其政策主张也主要以物质贫困干预为核心，并结合体制与制度建设、发展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这一系列政策主张也在世界各国反贫困实践中得到广泛引用。但从全球反贫困实践来看，以物质贫困干预为主的反贫困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比如：撒哈拉问题（2016年7月《Science》杂志社总结并公布了科学界当前面临的125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改变撒哈拉地区贫困状态的努力几乎全部失败”）。。从贫困人口主观因素出发的主体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贫困文化理论虽然在研究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对贫困人口价值观念、心理状态、行为方式等方面干预的困难性，在具体的政策措施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较大进展。

　　3.    反贫困政策实施机制研究取得的成就。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认为界定贫困概念、认清贫困的成因、制定相应的反贫困政策，是反贫困研究的中心任务。但是，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反贫困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断受到反贫困问题的挑战，学术界逐渐将反贫困过程即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机制纳入研究视野，并形成了以反贫困主体参与机制、贫困人口识别与瞄准机制、反贫困政策实施机制为主的研究思路，将反贫困问题上升到治理能力与治理过程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反贫困政策的落实与实施。特别是中国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从理论上回答了“扶谁？扶什么？怎么扶？”等反贫困实践提出的问题，为国际社会贫困治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贫困是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贫困的性质和特征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反贫困实践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同时也对贫困和反贫困理论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1.贫困维度的研究存在缺失，多维贫困的测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多维度审视贫困虽然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关于贫困维度的衡量仍然存在一定的缺失，迫切需要从人类全面发展的视角，拓宽研究的维度，比如贫困人口主体性、尊严和能力、心理和主观福祉等因素在反贫困中的功能和价值越来越重要，反贫困对这些维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由于目前缺乏高质量、国际普适型指标对这些维度进行测度，特别是有关贫困人口精神健康、脱贫内生动力等主观行为视角的研究和测度困难，影响了多维贫困的研究进展，也影响了反贫困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其次，目前的多维贫困测度主要以A-F为主，但该方法是一个静态的时点测度方法，无法进行动态分析，因此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需要根据贫困特征的变化进一步完善。

　　2.反贫困政策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亟待与时俱进取得新进展。长期以来，关于贫困成因的结构性因素和主体性因素的研究基本处于分割状态，并且基于客观因素的结构主义思想和认识占据主流地位，决定了国际社会的反贫困政策主要以物质性的外部干预为主。但“改变撒哈拉地区贫困状态的努力几乎全部失败”以及中国精准扶贫实践中提出的“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说明了以物质性为主的外部性干预政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反贫困实践向反贫困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构建一个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贫困成因解释框架，揭示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机理及贫困的根源；迫切需要构建一个结构性与主体性相结合的更加全面、系统的反贫困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既涵盖收入分配、可持续发展、结构治理、社会福利、人力资本、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贫困干预政策，又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动力等方面的贫困干预政策以及基于二者有机结合的更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反贫困政策体系与运行机制。

　　3.贫困动态性问题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亟待从结构性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相结合的角度加以探讨。动态性是贫困的主要特性之一，关于贫困动态性问题的研究是贫困与反贫困领域研究的前沿，但目前关于贫困动态性的研究仅限于从贫困人口自身出发去研究贫困的动态变化，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长期贫困、短期贫困及贫困的脆弱性等问题。但贫困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当今世界，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贫困的性质和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生存环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显示出很强的动态性特征，但目前关于贫困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问题的研究仅限于静态的，动态研究相当有限。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贫困人口的价值理念、心理状态、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也随着发生变化。反贫困作为一种社会治理过程和贫困人口内在变迁过程，更需要从动态的视角对贫困人口的主体性问题进行全方位分析，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和经济条件逐步改善的背景下，贫困人口内在变迁过程出现了新的问题，脱贫人口的返贫率不断攀升和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更需要从动态与发展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研究这一问题，从而制定更加有效的反贫困政策，加快世界减贫速度。

　　4.中国的反贫困理论与政策研究，需要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水平。现有反贫困研究的理论框架很大部分源自于国外学者以西方社会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很难全面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状，对中国反贫困的指导意义更见一般。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和反贫困政策体系为国际社会反贫困提供了很大借鉴，特别是精准扶贫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反贫困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贫困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反贫困的理论研究依然比较欠缺，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水平，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一脉相承的反贫困理论体系。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后冲刺阶段，各种资料相对缺乏，关于精准扶贫的系统、深入研究还非常有限，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单项扶贫措施的经验分析层面，一方面需要从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对精准扶贫理论体系与创新进行科学、系统、全面、深入的阐释；另一方面需要从实证研究出发，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对不同反贫困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检验，并为新一轮反贫困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5.反贫困研究中多学科分割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目前国内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管理学、人文地理学等非常广泛的学科门类，但从整体上来看依然存在着学科和视角的分割问题，目前这一领域研究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学科的相对封闭与独立造成的，比如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研究对贫困成因的结构性因素进行了研究，社会学从贫困文化视角对贫困的主体性因素进行了研究，各个学科分别关注到了贫困成因的方方面面，但对于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机理缺乏抽象的、整体的、系统的研究。因此，基于现有研究成果，需要促进多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并有效引入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微观理论，形成多层次、立体式的研究体系，以突破贫困人口内生动力、行为决策的形成机理及影响机制的研究困境。

　　6.需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程度。为提高反贫困的可执行性和实施效率，学者们在反贫困研究的方法论上倾向于实证主义方法，力图把多种多样的特殊现象归纳为一些简单的要素或规律，但实证研究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贫困是一种系统现象，受到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但由于主观因素的相关指标难以测度、数据难以获取，导致了主观因素和综合因素方面研究的不足，多数反贫困仍停留在客观因素的变化对贫困状态影响的阶段，影响了对贫困问题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其次，从现有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的研究对贫困家庭基础数据的获取不足，已收集数据的准确性不高，导致主流评价体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从而对实证研究造成了阻碍，降低了研究质量和研究的科学性。因此，在改进传统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一方面需要建立贫困人口大数据监测系统，提高数据质量；一方面，需要在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性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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