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孟茹玉，韩丽颖，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韩丽颖，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以色列向来高度重视价值观教育，并赋予其在国土安全、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价值观教育大体经历了从“文化熔炉”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嬗变，并逐渐趋向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大价值理念的兼顾和平衡，形成了多层次保障、多学段衔接、多渠道联动的特色模式。

　　关 键 词：以色列；价值观教育；历史；实践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价值观教育现状及可借鉴性研究”(项目编号：16ZDA102)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9)5-0139-05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始终将价值观及其教育问题视为同民族存续和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并且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富有鲜明特色的实践模式。梳理分析以色列价值观教育的历史与实践，可以为我国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一个有益的域外视角。

　　一、以色列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地位

　　对全体社会成员开展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从而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身份和意识，维系延传社会价值秩序，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地缘政治环境和复杂社会文化结构的国家来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以色列教育部发表的2013年度工作报告中，加强价值观教育被列为教育部工作的首要任务。报告还指明了学生价值观培育的具体目标，包括：“爱护同胞，团结一致，互帮互助，维护社会正义，建设并保卫国家，乐善好施，崇尚和平”[1]。

　　从地缘政治环境来看，以色列地处政治局势复杂而动荡的中东地区，与周边国家处于持续不断的力量博弈中，需要通过价值观教育来凝聚国家力量，保障国土安全。以色列教育部前部长夏伊·皮隆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需要身份认同，需要规则、传统，需要了解本民族、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东这片比较复杂的地区，我们更需要在孩子们的心中扎下深厚的民族历史根基，让他们感觉到历史”。[2]因此，价值观的教育和传承成为以色列立国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以色列前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也曾指出，虽然经历了多次战争，承受了国防和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但以色列“从未在其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上做过任何妥协”。[3]490伴随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以色列教育部推出一系列加强价值观教育的措施，提出评价一个学校更多的是其在价值观教育中所取得的成就，而不是学术成绩。时任教育部部长莉芙纳特指出，“了解犹太价值如同安全一样重要。要在教育体系中注入犹太复国主义价值，这是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安全存在的基础。国家的重要价值应当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一个不进行价值教育的社会是不能存在的。”[4]45-46以色列政府不仅将价值观教育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还通过兵役制度将价值观教育直接同国土安全相联系，让学生们能够把对国家的了解和热爱直接转化成保家卫国的现实力量。

　　从社会文化结构来看，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面临着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并存的现实挑战，需要通过价值观教育来进行社会整合，实现国家统一。“移民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元性。”[5]以色列政府网站的相关介绍中指出，“以色列教育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移民的整合问题”[6]。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以色列人口总数约为897.2万，其中犹太人口约666.8万(占总人口的74.3％)，阿拉伯人口约187.8万(占总人口的20.9％)，其他人口约42.6万(占总人口的4.8％)。[7]在这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历史传统与现代思潮、宗教氛围与科学精神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因此赫茨尔、魏茨曼等著名犹太思想家一直强调要建立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实现多元背景下的社会整合，包括宗教人士与世俗犹太人的整合、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的整合、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整合等。[3]489

　　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多元的社会文化构成，以色列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价值观教育模式。以色列教育部原秘书长茨维·萨米瑞(Zvi Zameret)曾撰文总结以色列教育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将来自如此多个国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尽管以色列的教育制度面临着诸多的考验，但是最终通过真诚地努力维护了以色列建国时所确立的种种原则。[8]由此可见，价值观教育在以色列战略发展中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是其谋求国家独立、社会凝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力量。

　　二、以色列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演进

　　以色列价值观教育的演进历程是同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相生相伴的，大体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国家主义主导下的“文化熔炉”时期。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必须成为一个有约束力的主权机构，国家的权威必须高于政党的权威。因此，他在建国之初推行了“国家主义”(Statism)政策，其核心就是统一的教育体系。以色列宣告独立之后，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回到以色列开始新的生活。“伴随移民的到来，十分紧迫的就是使这些移民接受世俗犹太复国主义的价值观念，除去他们的流散习性与流散心态，代之以国家主义的奉献精神与忠诚意识。”[9]2981951年，本—古里安指出：“我们必须把这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融化掉，放在复兴的民族精神这个模子中重新铸造。”他强调，“我们必须打破把不同部分分隔开来的地理和文化的障碍，社会和语言的障碍，而赋予他们一种单一的语言，单一的文化，单一的公民身份，专一的忠诚，赋予他们新的立法程序和新的法律，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种新的精神，文化和文学，科学和艺术。”[10]168为此，以色列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建立起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

　　这一时期，以色列的军队系统也如同一座高效能的熔炉，承担了教育和社会的职能，成为促进社会整合、贯彻国家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以色列国防军不仅是军事训练的机构，而且发挥着国家学校的作用，为国防军指挥下的青年提供有关这一国家的语言、地形、历史、犹太遗迹、基础教育、整洁与秩序以及热爱故土的知识。军队这座大熔炉将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派别、年龄性别的人们在国家的统一目标下团结起来，培养了犹太人遵守纪律、团队合作、爱国牺牲的精神，从而锻造出符合国家需要的新公民。因而，本—古里安说道：“我们的军队不只在战争时代负有使命，而且，或许尤其是在和平时期负有使命。我们必须塑造青年人的性格，通过他们得以塑造我们民族的性格。”[9]298-299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主义”时期。尽管国家主义时期的价值观教育在国民价值塑造和社会价值整合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这种教育高压政策将教育目标凌驾于各个群体和亚文化之上，忽视了个体的现实需求，因而受到了多方阻力。20世纪50年代末，学生退学率明显上升、来自教育者的批评和质疑声音不断等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以色列教育系统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并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教育系统越来越承认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并且意识到所谓“平等”实际上意味着承认人们保留差异和特性的权利，所谓“平等的机会”并不是为了消除差异，而是要尊重差异。教育的过程要依据不同人的能力和需要来确定教育投入的多少，以此来实现机会的平等。[11]这一观念的转变标志着以色列价值观教育正式转向了多元文化主义时期。

　　到了21世纪，以色列价值观教育理念又随着历史际遇和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发生了新的变化。相对于建国后前40年以防御外敌为首要任务的国家定位，21世纪的以色列社会更加关注个人及其生存状态，更加致力于通过民主精神和价值引导，将教育与犹太文化遗产相融合，培养个人层面的价值观念和价值选择。为此，以色列政府一方面采用各种方法对国民进行犹太文化和价值观教育，另一方面也赋予个体选择个人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的权利，从而实现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平衡。[11]在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演进中，以色列首先将国民从“流散犹太人”整合成为“以色列犹太人”，进而又将其塑造为兼顾集体价值与个人价值的“以色列人”，并发展出了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价值观教育模式。

　　三、以色列价值观教育的实践特色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始终致力于一种新型的国民文化，即“以色列文化”的建设，这一主导思想贯穿于教育方针的确立、教育体制的建设及教育活动的开展等各个环节之中[12]，形成了多层次保障、多学段衔接、多渠道联动的实践特色。

　　(一)多层次的保障体系

　　以色列价值观教育作用的发挥得益于一个层次分明的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独立宣言》所奠定的价值基调，法律法规所保障的价值目标以及教育政策所体现的价值诉求。

　　第一个层次是以色列《独立宣言》，为价值观教育奠定了基调。以色列《独立宣言》强调，“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得到了塑造；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曾过着自由而独立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创造了一种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并把永恒的圣经奉献给了世界。……以色列国将把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义与和平原则作为立国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将保证保护所有宗教的圣地，并将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13]420-421《独立宣言》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原则为以色列价值观教育奠定了价值基调。

　　第二个层次是教育法律法规，为价值观教育明确了目标方向。建国后，以色列出台了《义务教育法》《学校督导法》《高等教育理事会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教育系统的有效运行，其中《国家教育法》与价值观教育的关系最为密切。该法明确指出国家教育是指由国家根据课程设置提供的教育，不与政党、种群或者任何非政府团体发生联系。这从法律上保障了以色列价值观教育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同时，法案中指明了以色列国家教育的目标，其中多项目标都直接构成以色列价值观教育的法律依据。例如：“教育学生热爱人类，热爱民族，热爱国家，做以色列的忠诚公民，尊敬父母、家庭，尊重遗产、文化特征和语言”“继承以色列国成立宣言所定的原则，继承犹太精神和民主国家的以色列价值观”“自愿承担责任并以献身精神和责任心完成之，互相帮助，贡献社区，自愿为以色列国的社会公正努力奋斗”等等。[4]246-248由此，以色列将价值观教育融入整个教育体系的目标设定当中，并由法律法规保障了价值观教育目标的实现。

　　第三个层次是历届政府的教育政策，为价值观教育的落实提供了依据。以色列教育部始终对价值观教育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且依据现实环境适时地作出政策调整。[14]291例如，1959年教育文化部在全国推行了“强化犹太意识规划”，在教学规划中将希伯来语、犹太历史、犹太律法、犹太教义及教规等作为必修课程。[12]1995年，自由梅瑞兹党的教育部部长阿姆农·鲁宾斯坦授命成立克里尼泽委员会，主张在幼儿园到十二年级开展公民学教育，并以之为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式。[15]2001年沙龙执政后，教育部调整了中小学教学大纲，规定学校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框架下开展责任教育和安全教育，并且以犹太价值观为基础进行素质教育与道德教育。[3]492

　　(二)多学段的衔接配合

　　依照法律规定，以色列的义务教育涵盖了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阶段。根据2012年的数据，以色列教育部在学前教育、小学和中学阶段的教育投入分别占教育部全年财政支出的8.0％、37.9％和32.0％，其教育投入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1]。连贯的义务教育制度，使以色列价值观教育能够实现在各个学段之间的有效衔接与配合。

　　以色列的学前教育一般在儿童3-6岁的时候进行。学前教育阶段除了基本的知识教育之外，还注重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及审美能力，使儿童从小养成热爱知识、热爱集体、热爱劳动、遵纪守法、讲究公德的良好习惯[12]。

　　2000年，以色列高等法院根据教育部的诉求裁定，凡接受国家资助的中小学都要开设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将传播以色列社会价值观作为核心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教育系统意识到，社会各个阶层对核心课程的共识越为广泛，其价值观教育的职能就发挥得越充分。以色列的核心课程是挖掘学生学术潜力、传授学习技能、灌输社会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课程中传递的价值观主题包括历史遗产与社会、语言与文学、科学与艺术、校园文化等多个方面。这些价值观最终广泛地渗入到以色列社会中，逐渐编织出一个兼容并包的价值观念结构，从而使以色列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凝聚力和容纳力。[16]

　　发达的高等教育是以色列国家崛起的重要支撑，也是以色列价值观教育从学校延伸到社会的一座桥梁。出于兵役制度的原因，以色列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时年龄一般在22-29岁之间。经过2-3年的军旅生活以及退伍后近一年的社会游历，以色列高校学生更加成熟。[4]119-120军旅生活使他们从青少年过渡到具有独立人格、国家使命感且遵守纪律的青年人，从习惯单一性集体生活的军人过渡到适应多样性个人生活的社会人。经过了学前教育阶段的价值观启蒙、中小学阶段的价值观培育，再加上军队生活的价值观熏陶，学生到了高等教育阶段能够以更加理性和开放的胸怀来进行价值选择和判断，巩固并强化了之前各个阶段的价值观教育成果，实现了各学段之间的有机衔接与配合。

　　(三)多渠道的联合互动

　　以色列十分注重为学生创造社区型教育(community-oriented education)环境，以之作为学生社会化、接受价值观训练的主要场所，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教师、家长和学校等各个部分之间的对话与合作，逐步形成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多渠道联合互动的典型模式。

　　一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各司其职。以色列教育部前部长夏伊·皮隆曾指出了这三者不可替代的职能所在。在犹太民族2000多年大流散的历史中，家庭一直是犹太人身份的象征，是犹太生活的重要载体。家庭如同学生的充电器，为学生注入活力、希望和梦想。家庭教育在以色列的教育体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社会教育让学生们学会考虑邻居、朋友等其他社会成员的感受。教导学生担起责任、融入社会是以色列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以色列的高中生入学后，每年必须参加60小时的志愿活动，平均每周70分钟，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给出的评语与“高考”直接挂钩。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给学生工具，帮助学生实现头脑中的想法，让梦想照进现实。[2]

　　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服务于价值观教育。2002年起，以色列教育部规定学校校长和教师每周至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与学生一起讨论犹太传统、国家局势等问题，以此促进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学校要建立学生与成年人的交流合作制度，鼓励教师、学生和家长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下展开对话。教育部还推出了一项“公民意识”和犹太文化教育计划，将课堂教学与野外考察相结合，系统地进行价值观教育。此外，教育部还推出了中学生“对话营”活动，组织学生讨论重大的现实问题，例如，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在战争和暴力局势下如何生存及生活，又如何为社会作出贡献等。在2004年国会山的一次“对话营”活动中，教育部部长和国会教育文化委员会主席亲自参与其中，与学生直接对话。教育部部长在活动中指出，“在以色列教育体系支持下的青年直接投入有关自身的讨论，正是对价值观认识的体现。”[4]58-59

　　此外，教育部还专门设置了青年与社会工作部，由教育部教师司、宗教司、文化司、体育司以及首席科学家协同，由地方政府以及青年组织、志愿组织、教育研究机构等共同举办活动。青年与社会工作部下设多个分部，通过地区的分支机构开展各种教育项目，依据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大纲开展对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激发受教育者的情感和认知潜能，挖掘其个人能力，尤其是道德判断能力。青年与社会工作部管辖和指导的多项活动都很好地承载了价值观教育的职能，例如：通过“野外调查活动”提高青少年对国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激发其爱国热情；通过“中学的社会与价值教育活动”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兴趣活动、传统活动、文化活动、主题活动、年度庆祝活动以及社区活动等，全面加强价值观教育；通过“阿拉伯青年教育”项目帮助阿拉伯裔青年更好地融入以色列公民社会。[4]228-233

　　总之，以色列价值观教育并非局限于学校课堂上的知识教育和理念教育，而是充分发挥了实践活动的价值观教育作用，将学校、家庭和社会有机联动起来，形成了价值观教育的合力机制。学生不仅接受了价值观念的熏陶，还被赋予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的机会。他们不仅能够依循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去认识世界，还可以通过行动去改变世界。2016年，著名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了一份针对以色列社会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以色列人在许多政治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但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和德鲁兹人等主要宗教团体的成员都非常重视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家庭关系、教育、事业成就和互帮互助等。[17]可见，以色列价值观教育在社会的价值整合方面产生了有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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