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有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华文明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哪些因素使得中国没有走上非洲、澳洲、美洲土著文明体的覆灭之路，经过百年奋斗，再次获得“凤凰涅槃”一样的新气象？中华文明具有什么特质，得以在几千年漫长历史中塑造出中华文明共同体在人口边界和地理边界方面的结构体系和演变轨迹，而且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仍能坚持探索一条不同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些就是我们在21世纪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一 中华文明共同体得以孕育和生存的地理环境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中华文明共同体得以孕育诞生和发展得益于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

    自然地理结构影响着族群人口结构和互动模式。纵览中国历史，仅有北匈奴和部分蒙古部落沿着传统“丝绸之路”经中亚向西方进发，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生活在这个“东亚大陆生态区”的各群体，几千年来始终在这个范围之内回旋、迁移和征战，这恐怕与这个地理单元周边的天然屏障分不开。这个地理单元，就是费孝通提到的中国古代居民视野中的“天下”和“四海之内”。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通常被称为“中原”。

    费孝通认为，在彼此互动过程中最终出现“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到了鸦片战争后，“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中华民族”，也被简称为“中国”。

    二 中华文明共同体发展中的多源性与内部融合机制

    我们说中原皇朝和中原地区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主脉，这并不表示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建立中原皇朝的各群体都来自同一族源或同一祖先。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克服僵化刻板的“中华大一统”观念。长期以来，我们的官方教科书确实存在以中原皇朝史来代表“中国历史”并忽视周边政权的突出问题，似乎如果没有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松赞干布和历时二百多年的吐蕃政权就从不存在。我们今天讲述的“中国历史”，应当是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发展历史。

    三 中华文明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兼有立体层级和平面板块的整体性结构

    正是在几千年漫长的互动交融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东亚大陆生态区”的地理空间内形成了一个多族源、具有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这一“生态区”的中心地区（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即是这个政治-文明共同体的核心区，被今天的学者们称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而位于这一核心区的分分合合、更替不断的中原皇朝，则被视为中华政治-文明共同体的政治躯干和文化中枢。

    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家”“领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国”“疆土”的概念。

    历史上的“中国”实是一个外沿未严格界定的实体和概念。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基本上是以中央和四方构成。古代中国人的国土观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天下四方与中国关系的概念，若用近代西方的观念来按图索骥，便无法理解。其实，对古代中国人来说，外缘的伸缩波动并不影响中心的基本稳定。

    这里体现的实际上是“华夏文化圈”中“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动态关系。

    四 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内”与“外”

    如果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内”与“外”这一视角来考察，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原皇朝看作代表中华文明主脉的核心载体，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影响范围，则可被看作是以中原皇朝统辖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从中心向外逐层辐射、带有某种同心圆结构特征的地域范围布局，而不宜采用简单的“二分法”思维画出一条线，把线里面的群体和地域视为“内”，把线外面的视为“外”。如果那样划分，就把这个具有横向多样化、纵向多层级关系和多维度的复杂族际关系的综合体系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从人口聚居地域的涵盖范围来看，中华文明这一独特的政治-文明共同体有它发源的“文化核心区”，即地势平坦、江河纵横、气候湿度适合发展耕种农业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皇朝各朝代的都城均位于这一核心区范围内。随着汉唐等皇朝势力的强盛及管辖地域的不断扩大，推动了人口迁移和周边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接受中华文明影响的“中华文化圈”不断向外扩展，中华文明逐步传播到珠江流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陕甘走廊、云贵高原并在各地区扎根生长，然后又辐射到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天山南北和青藏高原。对于中华文明共同体而言，这些地区先后从曾经的“外”逐步转化为不同程度的“内”。葛剑雄曾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合中之分”“分中之合”和“分中之分”，展示的就是这一非常复杂的现实进程。

    五 东亚大陆上的两大主要经济区：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

    在分析中华文明的涵盖面和辐射区域时，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中华文明发源于东亚大陆的中原地区，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农业区域。从考古发现来看，首先统一的中原地区是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发生了农业文化。

    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遗址中已找到粟的遗存，长江中下游的新石器遗址中已找到稻的遗存。

    这一片平原上的宜耕土地在北方却与蒙古高原的草地和戈壁相接，在西方却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相连。这些高原除了一部分黄土地带和一些盆地外都不宜耕种，而适于牧业。农业和牧业的区别各自发生了相适应的文化，这是中原和北方分别成为两个统一体的自然条件。

    秦汉时代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区也出现了在匈奴人统治下的大一统局面。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划分农牧两区的地理界线大体上就是从战国时开始建筑直到现在还存在的长城。在战国到秦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农牧两大统一体之争留下了长城这一道巨大的工程，这是表示了早期牧攻农守的形势。

    但是当农业地区出现的统一体壮大后，从汉武帝开始采取了反守为攻的战略。这个战略上的改变导致了汉族向西的大扩张。

    “中华地理生态区”中的农耕区域和游牧区域这两大板块得以形成。

    这两种经济模式曾长期把“东亚大陆生态圈”分为两大板块，而“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所以说是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六 区域性经济形态与语言文字体系

    游牧经济与草原生活需要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词汇，中原地区创制的方块字及其词汇系统是与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朝鲜半岛等边缘地区的人群由于同样以农耕为经济活动主体，所以比较容易接受能够反映农耕文明的汉字系统，而游牧文明群体始终保持了自己与草原生活和牧业经济密切相关的词汇体系和书写方式。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华夷之辨”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区别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由于中原农耕文化的文字及其承载的文化体系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而游牧文化依然保持了自己独有的书写文字，这一文字区隔在清朝末年被一些激进文人视为文化的主要特征和边界，因而在一些汉人中出现了“亲日韩而疏满蒙”的认同倾向。如章太炎认为对于汉族而言，“日亲满疏”，“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而满非同族”。梁启超在1898年提出“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孙中山也提出“中日两国协力而行”的主张。日本、韩国使用汉字，吸收并熟悉中原传统文化，是这一认同意识的文化基础。

    七 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传统观念中最核心的分界是“夷夏之辨”，以道德伦理体系的差异而非种族和语言差异来确立群体认同的边界。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以“文化认同”来界定“政治认同”。一般人们提到“文化”时，首先想到的是语言，这也是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四条标准之一，而中华文明的“文化观”看重的主要是道德伦理而不是语言和宗教。

    已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传统结构，在近代外部武力的强制干预影响下，不管是否情愿，也必然被抛入这个世界大格局，并对内部的群体认同意识观念进行必要的调整，这难免导致部分人的认同观念与行为出现时空错置的可悲情况。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并不太平。随着国势的增长，中国必然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前进阻力。而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凸显，一些地区的社会稳定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对中华文明共同体结构及演变进程的探讨，应当成为学术界给予更多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并以此为基础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凝聚力建设。对内实现全民共同繁荣，对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我国各族民众共同的“中国梦”。在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13亿中国人一个也不能少。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蔡毅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