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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
2013年12月05日 08:41 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08年2期 作者:耿云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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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虽然也曾发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联系,但大多是在狭小的局部范围,而且是时断时续的,丝毫不足以动摇中华文化自我满足的优越感。只有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封闭的大门被打开,一种在总体上显示出其优越性的文化才逐步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此后经历许多尝试、挫折和反省,一部分先觉分子逐渐形成了开放的文化观念。新文化运动使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成熟起来,并在许多重要文化领域充分展现。本文以两个典型实例来说明:开放的文化观念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而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这两个实例,一个是蒋梦麟、胡适等创办《世界丛书》以系统引介世界文化为职志;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新青年》的编者和读者们,基于世界化的追求,而对世界语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关 键 词】新文化运动/开放的文化观念/世界丛书/世界语

  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她的文化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而且在数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其文化在整体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未有任何其他的文化在整体上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由这样长久的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人的文化自我认同,便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优越感。尽管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曾多少从周边民族那里吸收了某些东西,但总体上,中国人在文化上是自满自足的。这种文化心态相当根深蒂固。晚明时起,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带来一些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新知识,引起少数上层士大夫的注意,但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总之,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基本上不承认在中国之外,还有可以和中国比肩并立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可以和中国文化比肩并立的文化。直到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我封闭的大门之后,不管中国人愿不愿意承认,一种足以打败中国的强势文化,逐渐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通过屡次的挫折、失败,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透过表面,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价值。

  这个过程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值得我们站在21世纪的思想高度加以回顾和总结。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的近代发展是因地理大发现而刺激起来的。中国的近代觉醒也是同地理观念的大变化紧密相关的。中国人一向自以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只有其他国家和民族向中国学习,而无中国人向其他民族学习的道理。从林则徐编《四洲志》,到魏源编《海国图志》,再到徐继畲编《瀛环志略》,中国读书人始稍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的一个,中国也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们的书里,还多多少少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表明他们绝非古之夷狄可比。梁廷枏所编《合省国说》竟对历史不足百年的美国的政教制度称赞有加。这些书籍恰恰是给中国第一代政治改革家们提供精神滋养的重要原料,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曾忆及《瀛环志略》这本书。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陆续派出使臣和留学生,还有许多官员和民间人士出国考察、游历。他们带回了异国的亲见亲闻,更充实了中国先进分子们的新的世界观。

  王韬是少数亲身游历过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认识到“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扣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1](P11)并且认定,“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1](p23)既然“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1](p32)就只有谋求共处之道,并进而取长补短,增益所不能,以求竞存于诸国并立的世界之中。

  破除一统天下的旧观念,正视诸国并立、互相竞争的新局面,这是当时的先进分子在观念上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有了这一变化,才会酝酿出一系列新的观念。康有为在要求变法的上书中,累次痛论天下各国并立的世局,并指出其意义,提出因应之道。康氏指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2](P151)这在地球未辟,泰西诸国未来中国之前,尚可维持。但大地已通,诸强环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实不容再沿袭旧日之成规。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古诸夷之所无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2](P149-150)康有为所讲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这也正是他变法思想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原因。所以他说:“今者四海棣通,列国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3](p222)康氏把世界大通,诸国并立视为数千年未有的一个大变局。因应这一变局,必须学习欧美诸国的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才勉能争存于世。所谓新政、新法、新学、新器,包括了文化的诸多主要方面。在康有为这位变法运动的领袖那里,已萌生了近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文化观念。

  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比他的老师更加清晰。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4](p54)他又说:“地球之面积日缩日小,而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5](P1)“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此语最能表现出梁氏对世界化大趋势的感受。所以,梁氏不但是提出建立民族国家之第一人,也是明确提出中国应成为“世界的国家”的第一人。他在为推翻清王朝后最初建立的民国政府规划“立国大方针”时,提出第一项大方针就是建立“世界的国家”。[6](p40)不消说,一个“世界的国家”,其文化的方针必然也是向世界开放的。其实,从《时务报》时期起,经《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直到《国风报》,整个清末十几年中,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和文化开放主义,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主导线索。

  文化的发展因相互交流而得益,促其进步愈速。这一点,李鸿章也已有所认识。他曾说:“一国之见识无多,聪明有限,须集各国的才力聪明,而后精日益精,强日益强。国与人同,譬如一人的学问,必要出外游历,与人交际,择其善者,改其不善者,然后学问益进,知识愈开。国家亦然。或者格物的新理,制造的新式,其始,本一国独得之秘;自彼此往来,于是他国皆能通晓效法。此皆各国交际的益处。”⑺(P13)从他的话里不难看出,他的见解有明显的局限,还只是看到格物制器之类的领域。后来的改革家们就进一步看到政教制度,乃至整个文化各领域,都可从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推动各自的进步。清末的最后几年,因革命与立宪改革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已呈现出颇为开放的气象。只是因为政治变革主导一切的形势,于文化的全方位的开放,尚未成为知识界充分自觉的意识。

  辛亥革命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但并未因此换来民主制度的实现,反而出现政治失序、乱象迭出的局面。人们集中心力,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奔走革命与改革,结果竟是如此令人失望。挫折与失望,促使人们反省。比较有进取心的知识分子们乃得出结论,认为政治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真正发生变化。如陈独秀认为,中国绝大多数国民“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制臭味”。[8]所以,他指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8]显然,要做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洗刷工夫,就必须做一番思想启蒙的工作,也就是做一番文化革新的工夫。当时有许多先觉分子与陈独秀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就连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也看到,国民中“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仍然很少。“欲使其心有共和思想,不为反对,必须以心感动之,同化之。”[9](p374)梁启超更明确要放弃政治活动,专注心力于革新国民思想的工作。他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宣布说,“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10](p54)著名记者黄远庸认为,积清末以来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与更代,至此已到了真正关键的时期,“此犹两军相攻,渐逼本垒”。[11](P154)最后,充分尊重人类之意志自由的新思想必将战而胜之。胡适更从文化整体变动的宏观考察提出,中国人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12](p8)

  陈独秀之“洗刷旧思想”,孙中山“以心感动之,同化之”的努力,梁启超的新的报国志愿,黄远庸的“渐逼本垒”的新旧思想的决战,以及和他们同时,发出同样呼吁的所有先觉分子,他们心目中的新思想、新观念,都是来自西方先进世界的。他们无一例外都主张文化开放主义,主动地引进一切他们认为有益于改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分子,至少是重要的同盟军。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专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努力构筑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

  二

  新文化运动是由文学革命运动拉开大幕的,其开篇之作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发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上。紧接着,2卷6号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从此,引发了渐趋热烈的讨论与争论。数年来因政治失序、思想昏乱而造成的局面,显出一线赫然开朗的曙光。

  清末十几年由政治革命与改革所带动起来的文化革新潮流,大体上主要是受日本思想界与文化潮流的影响,这时期的所谓“西学”、“新学”多是经过日本的中介而传入中国的。到了文学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一则因为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感;二则因为这时留学欧美的青年成批地回国,中国的教育界、思想文化界生成了一股新的生力军。从此,由这股生力军担当主要角色,直接从西方输入新学新理成了中国与世界新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这股生力军的一些领袖分子,对此有非常明晰的自觉意识。这可从世界丛书社的酝酿和形成中看得很清楚。

  1917年10月18日,回国刚刚4个月的蒋梦麟写信给他在美国留学时的同门师弟胡适,提出他的一项大计划,要系统编译出版一套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丛书。因这是迄今所见有关这一计划的第一份文献,故将此信的全文引录如下:

  适之足下:前自杭寄奉一书,并附剪报一纸,谅邀台览。弟自杭返后,聆各省教育代表之伟论,咸谓吾国所出新书,无一可读。研究西文,究非易举,皆抱脑中饥饿之叹。又参观上级学校,教员皆不读书。诘之,则多以无书可读对。故不喜读书者,则竟不读一书;喜读书者,则多读古书。窃谓吾辈留学生,可得新知识于西书,旧知识于古籍。若不通西文者,则除读古籍外,其又何道以得新知识?若是以往,中国文化前途不堪设想。弟实忧之。于是,商之于商务印书馆主事诸公,请编辑高等学问之书籍。主事诸公以此种书籍于营业上不利,颇觉为难。厥后彼此协商,允先行试办。虽略损资本,以吾国文化前途故,亦不敢辞。同事中如张菊生、高梦旦诸公,均赞成斯义。诸公以他事羁身,不克兼顾。其势必由弟承乏。故拟邀集同志故交,以进步之精神,协力输入欧西基本之文化。昔大隈伯诸人,倡译书社,欧化遂得以输入日本。吾国学术之衰落,至今日已极,非吾辈出为提倡,其谁挽此狂澜乎?吾兄文章学术高出侪辈。此事非大家帮忙不可。请兄于课余之暇,著书立说,弟当效校阅之劳。一切筹谢方法,可后议。弟意,吾兄可先将加校之博士论文付印;以后可择兄之所乐为者,彼此接协办理。兄素长哲学,可于此一门发挥宏论。他若达善诸君,可各以所长著译。弟拟以北京、南京、上海、广东为四中心。北京一方面,必须烦劳吾兄及独秀先生。孑民老师处,当另函述明。商务以伟大之资本,全国五十余处之分行,印刷、发行均甚便利。吾辈若不善为利用,殊若可惜。弟学识肤浅,惟区区之心,不容苟安过去。故不推绵力,函求同志。吾兄素抱昌明学术之志,想必赞同斯举。将来出版、装订及作索引(Index)、点句等,均当以进步之精神,最新之方法行之。一人作事,东扶西倒。请兄速赐复音,并示高见。[13](P402-405)

  这封信里,有如下几点颇关重要:(一)蒋氏归国后,发现国内有学问饥荒之象。①不喜读书者,一书不读;喜读书者,多读古书。因新出版之书“无一可读”。如此,则人们欲求新知识,无路可达。这种情况是引发他要编译出版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系列丛书的根本动因。(二)他向当时国内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提出上述设想,该馆以出版此类丛书,于营业上不利,对其建议表示为难。后考虑其学术与文化上的意义与价值,乃勉允试办。但该馆不拟抽出人力帮办此事,而任蒋氏自行筹划。(三)蒋氏第一个寻求帮助的人是胡适。胡与蒋在美国同受杜威指导,谊属同门。蒋对胡的学问很佩服。加之,这时由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胡适的名声亦悄然鹊起。所以他相信胡适的支持是不可少的。但这时他主要是把胡适作为该丛书最具影响力的作者,而不是主要的组织者。(四)蒋氏颇具雄心,他准备在北京、南京、上海、广东分别建立中心,吸集人才,从事编译。而北京一方面,初期要拜托胡适与陈独秀帮忙筹划。

  11月12日,蒋梦麟又致胡适一书。此信内容亦甚重要,且附有一份编译丛书的简章,录如下:

  适之足下:前快邮上一书,未蒙赐复,念甚。因课忙无暇作复欤?抑以弟之鄙陋,不足以赐教欤?今午,由高梦旦先生交下章行严先生书,藉悉北京大学有编辑高等学术书籍之举。其办法与弟所拟者大致相同,不谋而合,可彼此协商进行。鄙意,此事可分四区进行:(一)北京,(二)上海,(三)南京,(四)广东。留学界中亦须分头函达。北京一方面,则已有章先生主持;而南京一方面,当托国立高等师范诸君;广东则亦有国立高师敝友程祖彝君为教务长,弟当往托之。北京诸公如不弃鄙陋,则弟当竭其绵力,随诸公之后,彼此商定书名若干,分头觅人编译。凡译某书,须彼此通知,以免重复;又每书必须用中西索引(Index),并吾兄所用之点句法,以为出版界倡。兹将张菊生、高梦旦二先生及弟所共拟之办法抄奉,乞赐教为祷。[13](p406)

  蒋氏与张、高两位商务印书馆主事商议的简要章程初名为《高等学术参考丛书》。其所拟条目如下:

  (一)《高等学术参考丛书》以西洋之高等学术为主体;中国之高等学术以西洋科学方法著述者并入之;为高级学校及研究高等学术者之参考及涉猎之用。

  (二)本丛书以西洋基本学术之关于哲学、教育、群学、文学四类为限。

  (三)本丛书四大类之分门如下:

  (1)哲学类:(a)哲学史门,(b)哲学门,(c)知识方法门。

  (2)教育类:(a)教育史门,(b)教育原理门,(c)教育行政门,(d)教授法门。

  (3)文学类:(a)中国文学史门,(b)西洋文学史门,(c)文学比较门。

  (4)群学类:(a)群学门,(b)史学门,(c)政治比较学门。

  (四)本丛书著作之责任由著作人负之;印刷发行之责任,由发起人负之。

  (五)发行人照下列版税为著作人之报酬:撰著书,版税照定价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翻译书,版税照定价百分之十至十五。

  (六)每册假定十万字,约百页,即二百面,定价假定七角左右。

  (七)版税每年阴历三节,照实销之数,由发起人交付著作人,另立折据为凭。

  (八)著作权为著作人之所有,但归发行人一家印刷发行。

  (九)已印之书如有修订内容或变更形式及定价等事,双方协定之。

  (十)各书之版权须由著作人加盖图章或粘贴印花,以便稽查销数。②

  在上引蒋梦麟致胡适的信里,提到章行严即章士钊寄交商务印书馆一份北京大学拟编译高等学术书籍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我们无从得知。③但我们知道章士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他可能是策划这个文件的主要人物之一。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提出过许多建议,因而颇受蔡元培校长倚重的胡适,应该会参与其事。这件事反映出,在当时,大力翻译西书,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是知识界先觉者们的共识。

  上面引录的由蒋梦麟与商务印书馆主事者张元济、高梦旦共同拟议的编译丛书的章程草案,一看便知,它只是一个草稿,文字尚欠推敲。但它包含了一些最基本的要点。1.它明确“以西洋之高等学术为主体”,体现了我们所说的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2.它确定了引介西方文化的重点范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四大类。3.它规定了著作人与出版发行人的权利关系。

  11月18日,蒋梦麟为丛书事同时给胡适和蔡元培两人写了长信。给胡适的信,内容要点为:1.“为编辑高等学术丛书事,物识人才”(在南京罗致朱进、刘经庶二人,并拟将刘所译的杜威的《思维术》纳入丛书)。2.编辑丛书事,希望能与北京大学诸公联络进行。3.为使丛书事顺利进行,蒋氏表示,如无特别不得已的情况,五年之内不脱离商务印书馆(信中言及浙江教育厅拉他进教育厅任职,沪上有人拉他入政界,均拒绝)。4.对商务印书馆的印书形式进行改革,在封面上要突出著者。5.强调“丛书之倡,有二原因:一则欲首尾衔接,出一部西洋基本文明的全书。二则欲其不散漫,使读者见其一而欲读其余。故同人有宁缺毋滥之宗旨,以保高尚之标准”。6.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部问何人可担任主持该项丛书,蒋氏以胡适对。④蒋对胡适是真诚地信赖与佩服。信中说:“吾兄抱昌明学术之宗旨,以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为戒,弟十分赞成。以兄之才之学,如一心研究哲学,将来必为民国时代之思想领袖,改革吾国文明之基础。弟在商务一日,必为吾兄传达思想之机械。如可为力之处,请随时赐教可也。”7.信中还谈及蒋氏参与并负责译名统一会事,及胡适在北大倡行选科制及创办研究所等事。[13](P407-412)

  同一天写给蔡元培的信,[13](P500-502)内容要点与给胡适的信基本一致。稍不同者有二:1.除介绍刘经庶所译之《思维术》外,又介绍朱进所译之《伦理学导言》,拟将两书均纳入丛书内。⑤2.于译名统一会事,叙述稍详。惟信之开头径直说道:“高等学术参考丛书分哲学、教育、群学、文学四门,已着手进行。”可见,在这之前,蒋氏已有信向蔡元培报告他关于此事的设想。可惜,我们查不到这些信的下落。在保存下来的蔡元培的信中,亦未查到与此有关的给蒋梦麟的信。

  关于丛书事,胡适给蒋梦麟的信均未见到。我们只见1919年4月15日蒋梦麟给胡适的信中提及,“译稿用白话,弟无条件的赞成。英文原稿要付刊,更不成问题。余俟杜威先生到后再商,似比较的便当些。”从此可知,胡适于丛书的体例曾有上述意见。“余俟杜威先生到后再商”,可能意味着,胡适还曾有其他的建议。杜威于4月30日抵沪。此后蒋、胡两人又曾如何商议丛书事,现无材料可供考论。

  由蒋梦麟首倡,胡适、蔡元培积极参与的这项丛书计划,从酝酿到出书经过3年的时间,其名目亦经历三变。最初叫“高等学术参考丛书”,后又曾叫“二十世纪丛书”,⑥最后始定名《世界丛书》。

  1920年3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胡适手订的《世界丛书条例》,⑦其内容如下:

  (一)本丛书的目的在于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先从译书下手,若某项学术无适当的书可译,则延聘专门学者另编专书。

  (二)无论是译是编,皆以白话为主(惟浅近文言亦可),一律用新式标点符号,以求明白精确。

  (三)本丛书无编辑部,只设审查委员会,会员五人或七人(不必限定在一处),由发行人聘定。

  (四)审查委员会之职务:(甲)商定要编译的书目及先后次序;(乙)担任委托胜任的编译人分任各项书籍;(丙)每书成五千字以上时,得由审查委员分任或转托人初读一次,以定编译人能否胜任此项书籍;(丁)书成后,审查委员或亲自审查或转托专家审查,审查之后,有审查人署名负责,始付印;(戊)审查委员会除委托编译的书籍之外,随时亦可收受已成之稿,审查合格后,亦可作为丛书之一部。如系译稿,须与原本同时交与审查委员会。

  (五)审查人(无论是否委员会中人)每审查一书,应得相当的酬报。

  (六)每书的编费或译费,略依本书的难易为标准,分为两种办法:(甲)依售稿办法,约以每十万字稿费三百元为率,其版权为发行人所有;(乙)依版税办法,以定价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为版税,其版权为著作人所有;如需要时,得先垫付版税若干。

  (七)本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发行,现已委托国立北京大学蔡孑民、蒋梦麟、陶孟和、胡适之诸先生组织本丛书审查委员会。

  (八)国内外学者有愿担任编译者,望将所愿编译之书名或已成稿件寄交北京大学第一院胡适之先生,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转交,以便通函接洽。

  显然,胡适所拟订的这个《世界丛书条例》要比两年多以前蒋梦麟所拟的《高等学术参考丛书》的章程要细致、清晰、完善得多了。

  大概也就在胡适拟订此《条例》并公布于世之后,世界丛书的编译工作才真正开始。之所以有这样长时间的耽搁,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们感觉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这样一些老成持重的决策者们,对此计划尚无充分的信心,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对蒋梦麟、胡适这样一些刚刚回国的留学生的经验能力,恐怕亦不无有待观察的意思。观察一年之后,迎来了1919年的大风潮,可能已无暇顾及此事。风潮略趋平稳,便已到了1920年。按《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一书所附之《本馆四十年大事记》载,1920年l0月,《世界丛书》开始出版。《大事记》的编者并加按语称:“本丛书以译印欧美日本之著作为职志。各项科目,无不包罗,为本馆刊行普通丛书之最早者。主编者为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梦和诸君。”并说道:“其后,王云五君更广其范围,印行《汉译世界名著》,迄今(指1937年)多至200余种。”[14](P689)该书的这一条记载,告诉我们许多重要信息:一,《世界丛书》到1920年10月才开始出版,其酝酿和准备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二,《世界丛书》是同类丛书中刊行最早者,它起了开风气的作用。三,主持该项丛书的有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梦和四人。这四人,根据我们已掌握的材料,蒋是倡议者,蔡是领衔者,胡是主编者,陶是胡的主要协作者。胡适为其实际主持人,这大概是南京高等师范的人后来不肯加入该丛书的一个原因。因极具绅贵意识的梅光迪、胡先骕等人极端反对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两氏在南高师颇有影响力,以至刘、朱等人的书稿最终都未交给《世界丛书》。这其实是很可不必的。近代中国学界一个可悲之处,就是学不足,而派有余。此风历久不衰,于今为烈。四,商务印书馆后来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循《世界丛书》的精神、宗旨,扩其规模,以《汉译世界名著》的名目继续从事翻译、介绍世界文化的事业。这项事业的根本精神就是努力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之《总类》所收录的,《世界丛书》共出版24种,其中译著19种。大约同时期所出的《尚志学会丛书》共41种,其中译著37种。另一丛书《共学社丛书》共出42种,其中译著37种。⑧这些材料表明,在那个时期,文化界的先进们都是以积极引介世界新文化为己任。这正是他们渴望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明证。

  三

  新文化运动时期有过一场关于世界语问题的热烈讨论。此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积极参与者是如何热切地渴望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

  世界语的热烈鼓吹者之一黄凌霜著文[15]介绍说,在欧洲,早在17世纪就有人尝试创造世界语,不过没有成气候。这说明,从地理大发现带动起世界化的潮流之后,就渐渐有人敏感到世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密接乃至相互融合的大趋势,想用统一语言文字的办法适应并推助这一趋势的更快发展。1880年,德国南部有一位教徒,制作了一种语根多采自英文,而文法多采自德文的“世界语”。作者明确表明他的意图就是用他所制作的这种“世界语”来“联络各国的文明人类”。但这种“世界语”,因其信从者们不久就发生分裂,遂渐式微。其中的一派,又创作了一种新的“世界语”,但没有挽回颓势。1887年,一位波兰医生柴门霍夫,有感于他的出生地和居住地多民族杂居,因语言不通,常闹误会和纠纷。所以他决心创造一种简便易学的语言,使大家容易沟通而消除误会和纠纷。他本人通德、法、英、俄、拉丁和希腊的文字,遂从这些文字中选取语根,再制定一种最简便的语法,制作成一种叫做“Esperanto”的文字。这就是被东方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通称做“世界语”的东西。这种文字,据其提倡者们说,“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16](通信)所以,最有充当世界语的资格。在中国,最早提倡此种世界语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他们在其所办的《新世纪》杂志上大力鼓吹世界语的种种好处,同时大力攻击中国的汉字如何低劣、落后,应当淘汰,而以世界语取代之。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世界语这个话题又成了热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吴稚晖等在《新世纪》上大力提倡世界语时,并不赞成其说的一些人,此时却成了热心提倡世界语的人,如钱玄同便是个最明显的例子。与其类似的还有鲁迅、周作人等。另外,这时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无政府主义者,其中的一些青年新进也是世界语的信从者和鼓吹者,如区声白、黄凌霜等。此外,有一些是从事外语教学与翻译工作的人,如孙国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的陈独秀,以及作为当时全国教育界、知识界的领袖蔡元培,亦均明确表示支持世界语的提倡。这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提倡和推动世界语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从理想上说,他们认为世界向着大同的方向发展,则语言文字亦必向着大同的方向发展。因此,世界语是必须有的,至少,将来是必须有的。钱玄同说:“夫世界进化,已至20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故此等可以推动世界主义之事业的世界语,应当竭力提倡。[17](通信)他认定,“世界语为将来人类公用之语言。”[17](通信)他还说:“我自己是信人类该有公共语言的:这公共语言是已有许多人制造过许多种的;这许多种之中,在今日比较上最优良者是Esperanto,所以我现在便承认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中国人也是人类之一,自然就该提倡人类的公共语言。”[18](通信)鲁迅说,他赞成世界语的理由,“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所以赞成Esperanto”。[19](通信蔡元培与鲁迅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陈独秀说:“世界之将来倘无永远保守国别之必要,则有‘世界语’发生及进行之必要。”又说:“世界将来之去国别而归大同也,虽不全以‘世界语’之有无为转移,而‘世界语’(非指今之Esperanto——原注)之流行,余确信其为利器之一。”[20](通信)

  (二)从功用上说,提倡世界语的人们认为,世界语是促进世界文化融合与发展的最方便的捷径。钱玄同说:“一切科学真理是世界公有的,不是哪一国的‘国粹’。但是现在各国人用他私有的语言文字著书,以致研究一种学问,非通几国的语言文字不可。如其世界语言文字统一了,那便人人都可省去学习无谓的语言文字的时间,来研究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学问。”[20](通信)他说:“我以为Esperanto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21](通信)孙国璋引一位波斯人的话说,“吾东方国家与西方政治不同,宗教不同,社会不同,思想不同,欲谋沟通东西,非世界语不为功”。复引留法的中国学生所办的杂志上的话说,“世界语出世,是诚天授中国人以研究西学之利器”。[22](通信)钱玄同多次强调,世界的新知识、新道理、新名词、新术语,皆非中国语言文字所固有,勉强翻译,难以准确表达;学习掌握世界语,可以最方便于中国人接受世界的新文化。而且他指出,世界语因其发音平正,语法简明,故最容易学。有此一种可以最便于中国人接触、了解世界文化的工具,何不加以利用。

  (三)针对中国的文字立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汉字太繁难,太落后,迟早必须废弃。而废弃汉字之后,以世界语代替之最为方便、合理。在这方面谈论得最多的是钱玄同。钱氏说:“中国语言是单音,文字是象形,代名词、前置词之不完备,动词、形容词之无语尾变化,写识都很困难,意义极为含糊,根本上已极拙劣。再加以象形字变到楷书、草书、行书,连象形的好处也没有了。……这样的语言文字,难道还不是不适用的吗?”[23](通信)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优劣问题,历来有不同看法。钱氏因强烈主张世界语,故不免过分夸大其缺点。其他主张世界语的人,对汉语汉字的看法与钱氏多相似。如吴稚晖从清末以来就一直坚持汉字当废的主张。钱玄同还从思想革新的意义上提出更为重大的理由,其言词亦更为激烈。他认为,用汉字书写的旧有的文化典籍之绝大多数,不是宣扬孔学的,就是宣扬道教的,“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16](通信)姚寄人更说得斩钉截铁:“中国文字没有存在的价值,非废弃不可。”[24](通信)

  青年学生周祜倒是把提倡和拥护世界语者们的主张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汉文必当废弃,世界必将日趋于大同,和将来必有一种全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字。”[25](通信)

  主张世界语的人们所说的理由,基本上未出当年吴稚晖等在《新世纪》上所发挥的意思。只是这时参与议论的人更多些,有些方面的议论也更充分些。比较不同的是,因为这时正处于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在尝试新事物方面,更多了一些勇气。提倡和拥护世界语的人们就如何推广世界语的问题作了许多讨论。钱玄同在他开始提倡世界语时便提出,高等小学即设世界语一科的主张。并认为中文书中嵌入外国名词,最好都用世界语。[17](通信)不久,他再次重申,“Esperanto中之学术名词,其语根即出于欧洲各国,而拼法简易,发音有定则,宜采入国语,以资应用。”[26](通信)

  提倡世界语者们知道,要废弃汉文,改用世界语,绝非易事,必须有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里,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依吴稚晖、钱玄同等最坚决的主张世界语者的意见,废汉文,即直以世界语代之。废弃汉文的过程,即是推行世界语的过程。赞成世界语的陈独秀则提出,可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27](通信)即实行汉语拼音。对此,不赞成世界语的胡适也表同意。他说:“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⑨但吴稚晖、钱玄同却坚决反对拼音的汉语。吴稚晖说:“我生平是最反对用汉语拼音另造新文字的。”他认为,“拼音是拼音,拼音文字是拼音文字,二者相似而不同,相去有十万八千里。”“拼音是辅助文字的东西,决不能代用文字。”[28]钱玄同认为,“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齐矣,同文字之音,亦复分歧多端,二也。”“况汉文根本上尚有一无法救疗之痼疾,则单音是也。单音文字,同音者极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别?”[16](通信)吴氏着重从学理上立论;而钱氏比较着重从实际困难处提出质疑。他们的说法,虽不能说毫无道理,但终究是出于急切推行世界语的考虑居多。

  钱玄同说:“惟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汉语一时亦未能遽而消减,此过渡之短时期中,(请注意,钱氏以为这个过渡期是很短的。这反映了他推行世界语的急进态度。——引者)窃谓有一办法:则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此外国文字当用何种,我毫无成见。”他觉得,英文、法文都比较具备这种资格。[16](通信)“而国文则限制字数,多则三千,少则二千,以白话为主”。他以为,这样,“期以三五年之工夫,专读新编的‘白话国文教科书’,而国文可以通顺。凡讲述寻常之事物,则用此新体国文;若言及较深之新理,则全用外国文字教授。从中学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外,其余科目悉读西文原书。”这就是钱氏提出的“过渡时代暂行之办法”。[6](通信)9个月后,他在与区声白讨论世界语的问题时,又有所补充。他说:“我以为,我们既认Esperanto为适用之语言文字,可以为中国语言文字之代兴物,则便该多立团体,分头传播。传播的时候,应该说明其语根如何精良,文法如何明确,发音如何整齐,用Esperanto著的、译的书籍已有多少,学成以后,可以看多少新科学新思想的好书。尤其要紧者,在说明这是人类公有的语言,当与本国文同视,不当以外国文视之。有欲将其新名词、新术语嵌入于汉文中使用者,更该提倡。如此,则国人与Esperanto可以一日接近一日。……我以为这是提倡Esperanto最切要最适当的办法。”[29](通信)钱玄同不但想到如何利用学校作为推行世界语之阶梯,还想到如何在社会上做宣传。钱氏是《新青年》群体中,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提倡世界语之最热心最积极的一个。

  另一位热心提倡世界语的孙国璋,也较详细地讨论到所谓过渡期的办法。他在致《新青年》记者的信中提出推行世界语的六条办法:“第一,先加入师范学校,俾得有多数之世界语教师。第二,宜特别注意于女子学校,因世界语于女子之短时期求学最为适宜。第三,学校每借口部章,宜由发起诸君请求教育官厅于学校课程先行修正。第四,凡得有世界语教习者,一律改习世界语。但视地方情形,仍得授他种外国文。第五,编订合宜之世界语教科书两种:(甲)师范用本;(乙)高小用本。第六,另编汉译之世界语字典一种。”[22](通信)钱、孙两位的主张,都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主观想法,其可行性如何无法得到验证。区声白说:“惟我等无定此章程之权力,不过希望同志中之办学者行之耳。”[30](通信)

  提倡推行世界语的主张也遭到强烈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者是陶孟和与朱我农,他们都曾在西方留学多年,比较熟悉西方文化,是思想观念都很开放的知识精英。还有几位虽未发表很多激烈反对世界语的言论,却是明确表示不赞成的态度,如胡适、傅斯年、张奚若(名耘)、蓝公武等人。

  陶孟和在写给赞成世界语的陈独秀的信中,分别从语言学的理论上、语言与民族心理之关系及语言之功用等几个方面提出反对世界语的看法。陶氏说:“一种之言语,乃一种民族所借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盖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言语,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也。”但“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这样一种语言,说它“可以保存思想传达思想”,陶氏“未敢信也”。“吾则以为,稍窥各国文学蹊径,涉猎其散文韵文,有所觉悟者,必以为一国民之思想感情,必非可以人造的无国民性的生硬之语言发表而传达之也。”接着,陶氏从更为普遍而深刻的意义上提出问题。他说:“关于世界语最大之问题,厥为世界主义之观念。”陶氏承认“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但他指出,“世界主义是一事,而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有世界语未必即可谓世界主义之实现也。世人不察,以世界语为促进世界主义之实现者,误矣。”陶氏认为,将来的世界大同,是人类利益相同,而不是一切归于同一。他说:“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Unity in diversity,而非一致之统一Unity in uniformity也。吾以为世界语之观念,亦犹孔子专制之观念,欲罢黜百家也。”陶氏还从语言功能方面指出,世界语只采入英、法、德、意等之语,其他欧洲语言绝少采用,更不消说东方各国了。这样一种语言,欲其为世界各国人民所通用,实无可能。⑩半年多以后,陶氏答辩钱玄同、陈独秀、孙国璋,极扼要地重申他的观点。他认为,“世界语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诸邦,已过讨论之时代。而吾辈今犹以宝贵之光阴,讨论此垂死之假言语,这正是中国文化思想后于欧美之一种表象。”他表示:“绝对的不信世界语可以通用,不信世界语与世界统一有因果之关系(中国方言不同,与欧洲国语之相异不能同视),不信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人为与人为不同[原文如此——引者],各民族之国语,不是一天造成的,必经过千百年之淘汰乃成现存之语言。世界语成于一旦,与人民之真生命相隔阂,不能成为一种应用的言语)。谓余不信,请再俟五十年,视世界语之运命何如?”[31](通信)陶氏态度坚决,语言犀利,可算反对世界语营垒中之先锋。

  朱我农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他赞成陶孟和的意见。不过,他认为,说“世界语是垂死的语言”不对,它是“已死的私造文字”。它不配称为语言,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说这种语言。说它是文字也不对,因为文字是因语言而形成的。它既不是语言,既然没有人说这种语言,又何来代表这种语言的文字?所以他又更正说,Esperanto只能叫做“私造的符号”。朱氏对语言是这样界定的:“语言这东西,是要已经一国人,一群人,或者许多的人时时刻刻用嘴说的;说了能使这一国人,一群人,许多人懂的;能随时进化日新月异的。”朱氏从理论上和实际功能上,明确否定Esperanto作为世界语或人类语言的资格。从理论上说,朱氏指出,“大凡一种文字,一定先有一种语言做他的根本;如果这种语言渐渐变了新面目了,那文字一定也要随着更变的;假使不更变,就可以认作没有语言做他的根本;就变成死文字了。……造Esperanto的时候,既没有一种语言做他的根本;现在又没有人用他做语言,所以也不过是一种死文字。”他又进一步指出,“无论那一种语言文字,只有因为文字不合语言,把文字改了的,断没有用文字去改语言的。如此推想,就知道私造了一种文字,要世界的人拿他当作日常应用的语言,是万万做不到的。”至于说到实用的功能,朱氏提出三点,来证明那被认作世界语的Esperanto根本是无用的东西。他指出:1.“欧洲人五百个里头至少有四百九十九个不懂Esperanto的,亚洲人更少。大凡学一种语言,是预备说出去使若干人懂的;懂Esperanto的人既然如此之少,就是Esperanto无用的铁证。”2.用Esperanto做的书,没有几部有文学价值的。“大凡学一种文字是预备看书的;用Esperanto做的书既没有好的,这也是Esperanto无用的铁证。”3.用Esperanto作文,不足以畅达深奥的思想。“大凡学一种文字,是要能畅达思想的;既不能畅达深奥的思想,这种文字学了有什么用处呢?”朱我农还对钱玄同的一个说法加以驳斥。钱玄同说,Esperanto语根精良,语法简赅,发音平正,所以,最容易学,最宜于作人类的公用语言。朱氏则指出,“语言文字是一个随时改变的东西,初起头无论他如何简单,如何精良,到后来一经实用,就要变成繁杂不规则的。”朱氏此说的确符合各种语言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实际。Esperanto发明不过30年,始终不曾越出极少数人研究试验和少数人出于好奇而尝试学习的阶段与范围,还从未尝成为某一民族、某一确定的大人群日常使用的语言。所以,Esperanto也就没有因适应人群实际的需要而发生的种种变化。一旦作为实际通用的语言文字,它就会发生超出任何人预想的变化。以此,钱玄同所说的话就将被证明只是他的主观设想而已。(11)朱我农是胡适的好朋友,见了朱氏这封长信,一直没有鲜明表态的胡适,特写了一篇近千字的跋语。胡适说:“老兄(指朱我农)这两次来信(另一封信是朱氏反对注音字母的)都是极有价值的讨论,我读了非常佩服。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虽然不曾加入《新青年》里的讨论,但我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此次读了老兄的长函,我觉得增长了许多见识,没有什么附加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可以驳回的说话。”[32](通信)就是说,他完全赞成朱氏的意见。并把他认为朱的长信中的一些最主要的观点又复述了一遍。

  关于世界语赞成与反对的讨论,是不可能有什么公认的结论的。但我们从双方的讨论中却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思想趋向。提倡世界语的人们,很明显怀有急切的世界化的理想,他们以为可以通过世界语的推行,加速人类走向大同。他们的文化心态无疑是很开放的。但我们看那些反对世界语的人们,对于世界化的追求,丝毫也不逊于提倡世界语的人们。即如反对世界语最厉害的陶孟和,他承认,“今日之科学思想已无国界;而异日之利益亦无国界;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相信,“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而非一致之统一”。[33](通信)即他理想中的人类大同世界,是包容多样性的统一世界,而不是样样归于一致的僵硬的呆板的统一世界。陶氏还特别重视青年的外语学习,他说,最好能学得五六种外语,不然,也要学得两种外语,以便更多更及时地摄取世界的新知识。另一位激烈反对世界语的朱我农,他认为,“文字是随着语言进化的,将来到了国家种族的思想界限渐渐消灭,五方杂处的时候,语言自然会得统一的;语言既统一,文字也就统一了。”[34](通信)可见,他也承认未来世界的语言文字是会走向统一的。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个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自然地渐渐进化的过程,而不是像世界语提倡者们所说的,全凭个别人的制作。反对世界语的傅斯年则明确地说:“世界总有大同的一天,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是无可疑的。所以我决不反对将来的真世界语。”他只是不赞成把Esperanto当作世界语,并用它来取代中国的汉语汉字。[35]另一位当时在办《国民公报》的蓝公武,他自清末以来,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一直是个稳健派。他也反对以Esperanto为世界语。他说:“世界语在理想上尽可以存在;他日也必有实现这一天,可是必定从现代语渐渐进步成功的,……却不是几个凭空可以制造成功的。”蓝氏还提出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说法。他说:“如果吾们希望这世界语早日出现,应当努力在世界运动,文化融合上尽力。况且中国文化幼稚,大当突飞的输入世界文化,才有别的可讲。”抛却了现实的任务,去大讲世界语,这种玩时髦和玩古董一样是无用的。[36](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基本赞成世界语的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说:“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37](通信)由此,鲁迅主张“辩难驳诘,更可一笔勾销”。事实上,陈独秀、胡适也都注意到,在对待世界新文化的态度上,争论的双方没有根本分歧,所以,可不必继续争论下去。陈独秀责备辩论双方“每每出于问题自身以外”,“而说闲话,闹闲气”。[38](通信)胡适则在《新青年》5卷2号的《通信》里说道,希望“讨论终止”了。

  综合双方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见解,我们看到:1.双方原则上都承认世界主义、世界化或人类大同的目标。2.双方都主张中国文化应当与世界文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只是,一方想通过“世界语”,加速这种联系:一方主张通过加强外语的教育与训练及推动汉语拼音,来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3.由此可见,双方的争论是关于如何加速或加强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讨论,正体现了他们为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

  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人的文化开放观念已得到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加强中国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努力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更加密接的关系,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的内在动力之一。新文化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努力,当然不仅仅是我们上述的这一些。其他如学制的改革,更多的留学生的出国,学者的相互访问,新的理论与方法的引入等等。那一时期,世界最新的科学与学术,传入中国的速度是相当快捷的。应当说,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注释:

  ①蒋氏的观察与胡适的观察相当一致。胡适1917年7月归国,在上海停留十几天,他逛过许多书肆后发现,号称中国最开放的城市的出版界,“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他不禁感叹道:“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可吃了。”(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卷4,第4-5页)

  ②此附件在上引书实施照排时,被遗漏。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③查6巨册的《北京大学史料》中,无此项记载。

  ④此事在《张元济日记》及《张元济年谱》中,均有记载。《日记》1917年10月29日:“蒋梦麟来谈,学界需要高等书。谓一面提高营业,一面联络学界。所言颇有理。余请其开单见示以便酌定延请。胡适,号适之,与梦麟甚熟。”(《张元济日记》上册,第395-39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年谱》1917年10月29日:“蒋梦麟来,建议编印高等学校用书‘一面提高营业,一面联络学界’。先生请其开单见示,以便酌定延请编译者。蒋向先生推荐胡适(适之)。”(《张元济年谱》第144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⑤《伦理学导言》一书未曾见,《思维术》一书后来并未在《世界丛书》中出版,而是作为《新文化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21年)。其中原因,颇值得玩味,似与南京高等师范的一部分英美留学生和北京大学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留学生之间的分歧有关。刘经庶(伯明)后来是《学衡》的重要撰稿人之一。

  ⑥《张元济年谱》1920年2月9日:“对于编译《二十世纪丛书》,高梦旦在京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拟有办法。先生以为‘可以订定,惟专史不宜译,又人地名概用原文,本科专门译名应附对照表’。”这里所说的《二十世纪丛书》,即是前所说的《高等学术参考丛书》。

  ⑦按《胡适日记》记载,《世界丛书条例》是胡适于1月26日起草的,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卷第230页。

  ⑧见《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总类》(1897-1949年),第14页、第10-1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内部印行。

  ⑨胡适:《跋陈独秀之钱玄同信的跋》,《新青年》4卷4号《通信》。按,陈独秀、胡适两人提出汉语拼音的设想以后,国内学者曾尝试用自造的国音字母为汉字注音。直到20世纪50年代,有文字改革委员会之设,集中一批专家做以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研究和试验,但未能形成方案。如今,人们逐渐都采用电脑工作,这必然产生拼音汉语的需要。历史证明,一旦由一种强大的社会需要产生出来,它就会推动人们努力去创造,以满足这种需要。笔者比较相信,随着电脑的高度普及,未来的某个时候,也许真的会出现一种可以通行的用拼音的文字来表述的汉语。

  ⑩引陶孟和之语,均见陶履恭:《致陈独秀》,《新青年》3卷6号《通信》。

  (11)所引朱氏的言论与见解均见朱有畇:《反对Esperanto 胡适信》,《新青年》5卷4号《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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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5]凌霜.世界语问题[J].新青年,6卷2号.

  [16]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4卷4号.

  [17]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3卷4号.

  [18]钱玄同.致凌霜[J].新青年,6卷2号.

  [19]鲁迅.渡河与引路[J].新青年,5卷5号.

  [20]区声白、陶履恭信的跋语[J].新青年,5卷2号.

  [21]钱玄同.胡天月信跋[J].新青年,5卷5号.

  [22]孙国璋.致《新青年》记者[J].新青年,4卷4号

  [23]钱玄同.姚寄人信跋[J].新青年,5卷5号.

  [24]姚寄人.致《新青年》记者[J].新青年,5卷5号.

  [25]周祜.致钱玄同[J].新青年,6卷2号.

  [26]钱玄同.致陶孟和[J].新青年,4卷2号.

  [27]陈独秀.钱玄同信跋[J].新青年,4卷4号.

  [28]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J].新青年,5卷5号.

  [29]钱玄同.致声白[J].新青年,6卷1号.

  [30]区声白.中国文字与Esperanto[J].新青年,6卷1号.

  [31]陶履恭.钱玄同致孙国璋信的跋[J].新青年,4卷4号.

  [32]胡适.朱我农信跋[J].新青年,5卷4号.

  [33]陶履恭.致陈独秀[J].新青年,3卷6号.

  [34]朱有畇.致胡适的信[J].新青年,5卷4号.

  [35]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J].新潮,1卷3号.

  [36]蓝志先.答胡适书[J].新青年,6卷4号.

  [37]唐俟.致钱玄同的信[J].新青年,5卷5号.

  [38]新青年,6卷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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