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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华:60载倾情于中国故事学研究
2014年07月04日 13: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第608期 作者:肖远平 孙正国 字号

内容摘要:回顾中国故事学的六十年,我们发现具有学科意识与开拓精神的学者,他们的学术历程,远远超越学术个体的意义,而与学术共同体的思想历程互为表里,并在学科生长的历史节点上,都留下属于他们的学术领地!

关键词:中国故事;治学方法;研究;学术;倾情

作者简介:

  回顾中国故事学的六十年,我们发现具有学科意识与开拓精神的学者,他们的学术历程,远远超越学术个体的意义,而与学术共同体的思想历程互为表里,并在学科生长的历史节点上,都留下属于他们的学术领地!刘守华先生是老一辈学者的代表,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60载,尤其在中国故事学领域成就卓著。

  笔者有幸师从刘先生,其为学与为人并重的治学情怀,让我们真切地明白了学术品格与人格的内在联系。细读刘先生的研究论著及学界评述,结合我们聆听先生多年教诲的心得,尝试对其治学方法作出讨论。

  历史追踪的“执著式”治学方法

  刘先生善于以历史追踪的大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乐而忘倦地持续关注学术研究的新进展,阶段性地深入参与相关讨论。同时,以论证的深刻与新材料的发掘为亮点,历经数十年而不辍,执着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先生对《黑暗传》近30年持续追踪的经典个案研究。

  1983年11月2日,刘先生收到神农架文化干部胡崇峻寄来的《神农架民间歌谣集》一书,觉得收录的长篇历史神话叙事诗《黑暗传》非常奇特。他以此为基础,于1984年5月撰写了《鄂西古神话的新发现——神农架神话历史叙事山歌〈黑暗传〉初评》,这篇论文对《黑暗传》作出的重要论断,成为学界密切关注《黑暗传》的焦点问题:“过去人们认为在汉族地区已经没有远古神话,更没有神话史诗在民间口头流传,神农架《黑暗传》的发现,便填补了这一空白。” 1987年,刘先生结合新的研究成果,在《湖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其神话传说部分可以视为汉民族的神话史诗或广义神话史诗。

  1990年代,刘先生从民间文学资料学的角度,继续关注并鼓励胡崇峻做好《黑暗传》的手抄本和资料本的收集与整理工作。2001年,刘先生为了回应《黑暗传》在海内外的热烈反响,撰写长文《〈黑暗传〉追踪》刊发在台湾《汉学研究》第19辑第1期,为《黑暗传》的学术史提供了清晰的逻辑线索。2002年,刘先生将胡崇峻历二十年费尽心力收集与整理的《黑暗传》,推荐给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刘先生撰写序文,并作《汉族史诗〈黑暗传〉发现始末》为题一文。刘先生认为,《黑暗传》的整理本是胡崇峻按照袁珂先生和自己关于慎重整理的要求完稿的,和原来那些杂乱唱本相比,内容更丰富完整,文词更优美,可读性更强,但深入的学术研究还是应以原始资料文本为据。

  2010年,刘先生针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评审《黑暗传》的问题,找到了明代通俗本子的新史料,发表《我与〈黑暗传〉》一文,进一步阐述其学术价值。2012年,刘先生又收集到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将其与《黑暗传》进行比较,完成《再论〈黑暗传〉》一文,认为早在唐代就有以记述民间神话传说为主又夹杂了一些佛教知识、显得比较浅显通俗、具有启蒙读物性质的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个写本和现今流传的《黑暗传》唱本叙说中国历史的整体结构和叙说方式十分契合,可以明确其源流关系。

  从1983年接触《黑暗传》,到2012年发现敦煌写本,近三十年来,刘先生既是首倡《黑暗传》作为汉族神话叙事诗价值的重要学者,也是执着坚持《黑暗传》研究、持续参与学术讨论的权威学者。

  以本土材料为核心的“原创式”治学方法

  刘先生多次强调治学必须坚持本土经验的学术意义。他坚持以本土材料为核心,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发现新材料,进而作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受西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影响,学者们大量借鉴和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材料,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相关领域中形成了西学热潮。刘先生积极关注这些理论,但始终坚持以本土材料为出发点,坚守本土学术理念,完成了许多因新材料的发现而具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创建了以中国故事史料为核心的中国故事学学科。

  1979年,刘先生以本土材料为核心,相继发表民间童话比较研究的系列文章。1985年,其《中国民间童话概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论述中国各民族童话的范围和分类,探讨了童话艺术特征。此后的十余年中,刘先生立足于中国本土材料的发掘与发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撰写了数十篇关于中国故事与欧洲、亚洲国家民间故事比较的论文,并于1995年出版了4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比较故事学》,开创了中国比较故事学这一新领域。这一成果,集中体现了其坚持以本土材料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学者认为,“在其独创性的连续性上,回答了欧亚大陆约75组同类故事的影响关系问题,认为故事最初形态——影响研究中的原型研究有两种:现存原型和构拟原型,着力阐发了母题类型比较的方法,进行故事母题、主题比较时,充分吸取比较文学中主题学的成果与方法,使之更具有理论的深度”,从而为该学科的建立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1999年,刘先生又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史》一书,他凝聚学术智慧与本土材料的力量,辛勤泛读100多种古籍,从超出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典籍中,精选出300多篇故事文本,加以重点引录评述。在书中,他以现代民间文艺学锐利的科学眼光与分析力,对各个重要故事文本,作了切实的校勘、评释,且各联系有关史实文献及文化背景,剖析其重要的文化内涵、美学特征、所属故事类型,并探求其来龙去脉,取得了大量的创造性成果。学界认为其首创了具有鲜明学术个性与民族特征的学科体系。

  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的“对话式”治学方法

  刘先生多次讲到,他的学术成长,与学界众多的专家学者的扶持与指导密不可分。这些扶持与指导,一方面是他精当的学术成果为学界所关注;另一方面,是其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的“对话式”治学方法的一种体现。前者是刘先生学术精进的客观反映,后者则是其博采众长、广开视野的主观诉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刘先生故事学成就的评论文章逾百篇,可直观地见出刘先生学术交流的广泛性与开放性,体现了其同行相长、谦虚求教的学术理念。他治学沉稳、雄健,在勤勉向上的学风里面,寓含了他乐学求学的谦谨品格。他得到了季羡林、钟敬文、贾芝、姜彬等学术大家的教诲与勉励,也与国内学界的一批知名学者积极对话,还经常与学生们讨论自己的论文成果与新思考。

  刘先生不仅注重国内学术交流,也积极与国外学者展开学术交流,这种学术交流的开阔视野与博大胸襟,成为先生巨大的学术动力与资源,也使其成为中国故事学领域学术交汇的神经中枢,催发了几代学人经由自己的学术互动而形成的良性学术交流机制,追求学术自身的意义,引导创建了中国故事学学科。

  学者是一种力量,他们发现真理,创建学科,延续学术的生命力。学者更是治学方法的创立者,在其优秀的学术成果中,后学们才得以在研究中寻找到面向真理、走向真理的可靠路径。这些在刘守华先生的治学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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