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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陈寅恪杜诗观之异同
2014年07月23日 15: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41期 作者:孔令环 字号

内容摘要: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吴宓对杜诗是从诗学角度阐释的,适当借鉴了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情志与技巧兼重。

关键词:异同;杜甫;诗学;诗歌;诗人

作者简介:

吴宓

陈寅恪

   【核心提示】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吴宓对杜诗是从诗学角度阐释的,适当借鉴了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情志与技巧兼重。而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充分运用了其史家专长,从史学角度考证杜诗,用的是以史注诗、诗史互证的方法,重点关注杜甫诗史结合的诗学特征。从目的上看,吴宓旨在为现代中国诗歌确立标准尺度;陈寅恪则是为了建立一种诗史互证的研究范式。

  吴宓与陈寅恪分别在比较文学与史学研究方面建树颇丰,二人之间真挚的友谊更被誉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除了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卓越超群外,他们在诗学理论与旧体诗创作方面也都造诣匪浅。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在他们的诗歌活动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由于吴宓与陈寅恪经常在诗学上互相切磋,二人的杜诗观既有相近之处,又各有特点,仁智互见。

  均推杜甫为“第一诗人”

  吴宓和陈寅恪都十分热爱杜诗。吴宓八九岁时随继母学诗,继母授以《唐诗别裁》,对其影响甚深。吴宓曾言:“宓于诗之根柢实植于是。”在清人沈德潜所编的《唐诗别裁》中,杜诗占250多首,居全唐之冠,这是吴宓接触杜甫的开端。青少年时期的吴宓“读《杜诗镜铨》,多共仲侯兄讲论切磋”。其间,吴宓还从姑丈陈伯澜学诗,“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吴宓日记》中也多次提及杜诗,如1919年8月24日的日记:“杜诗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然不特诗人文士为然,凡居高位,办大事者,皆患孤独。”抗日战争期间的日记显示,吴宓逃难途中仍一直随身携带《杜诗镜铨》,不时翻阅,甚至有疑难事时用杜诗占卜。从1944年3月28日至6月28日整整三个月,他更是将《杜诗镜铨》从头至尾重读了一遍。1945年8月31日的日记亦云:“连日惟读杜诗。”

  陈寅恪除撰有《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三篇论文外,还在《柳如是别传》等著作中多处提及杜诗。如《柳如是别传》涉及杜诗40多首,并详细考证了钱谦益与朱鹤龄注杜诗之公案。《元白诗笺证稿》涉及杜诗者5首。此外,《韦庄秦妇吟校笺》、《论再生缘》等文也皆有涉及。而其诗歌中用杜典处有40多处,并常以杜甫境遇自况。

  对于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吴宓与陈寅恪都推杜甫为中国第一诗人,在措词上极为类似。吴宓:“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而以‘诗史’见称。”陈寅恪在《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中也说:“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

  在1919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吴宓记录当日与陈寅恪纵谈中外文化时插有按语:“即以中国之诗与英文诗比较,则中国之诗,句句皆关于人事,而写景物之实象,及今古之事迹者。故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而以‘诗史’见称。”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既是吴宓受陈寅恪谈话启发的结果,又成为此后二人杜诗观的核心。

  诗尊子美本是中国古典诗歌史的主流观点,但在现代白话诗日兴的文学背景下却显得有些突兀。可以说,吴、陈的观点是对古典诗歌传统饶有深意的回归,同时也是杜甫“超越了评判”的经典性的最好证明。

  诗意阐释与诗史互证

  在阐释杜诗上,吴宓与陈寅恪同秉儒家实用主义诗学理念,具体角度、方法和目的则大相径庭。

  大体来看,吴宓与陈寅恪都着重于诗人的人格精神。陈寅恪曾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说的虽是治学之道,但在阐释杜诗方面也同样适合。吴宓亦云:“故学一人之诗,必先学其人格,学其志向,则诗成乃光芒万丈。”

  但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吴宓对杜诗是从诗学角度阐释的,适当借鉴了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情志与技巧兼重。而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充分运用了其史家专长,从史学角度考证杜诗,用的是以史注诗、诗史互证的方法,重点关注杜甫诗史结合的诗学特征。从目的上看,吴宓旨在为现代中国诗歌确立标准尺度;陈寅恪则是为了建立一种诗史互证的研究范式。

  吴宓认为,杜诗是贵族派与平民派诗歌的完美结合。关于杜诗的艺术特征,吴宓认为主要表现为“切挚高妙”。在《诗学总论》中,吴宓认为“切挚高妙”正是诗歌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杜诗是吴宓诗学建构的主要论据。杜诗也是吴宓维护旧体诗、反对白话诗的重要工具。在文言白话之争中,吴宓认为诗歌改革应以杜为师。

  陈寅恪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受到钱谦益治杜方法的影响。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说:“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来阐明古诗的思想内容,可以说反映出中国古代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诗学传统在现代的复苏。

  陈寅恪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考证“杂种胡”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考证“朔方健儿”一词所指对象为“同罗部落”,由此出发,认为该诗“综合八句,其文理连贯,逻辑明晰,非仅善于咏事,亦更善于说理也”。《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中则“以杜解庾”,比较了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杜甫的《咏怀古迹》。

  杜诗历来被誉为诗史,是因其在写个人遭遇的同时,真实地记录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陈寅恪的杜诗研究,所关注的正是“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即“种族”与“文化”。陈寅恪虽然所论不多,但史学家渊博的史学知识和独到的史识,使其对现代杜诗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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